左传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左传读后感篇一

左传读后感篇二

左传读后感篇三

宋朝时就已经把《左传》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左传读后感篇四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左传》不是一读了之的碎片阅读材料，不是谈资的来源，它于我们是对政治的初窥，是对文化的理解，是对人性的发掘。最近为“一带一路”会议造势，有媒体采访余秋雨、葛剑雄等学者，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传读后感篇五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险要，姜氏居心何在，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告诉姜氏：“制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及而求京，也在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篡一开始就落入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二十二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表现了庄公蓄谋已久，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时，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多行不义”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层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庄公没下的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在庄公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已”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已有，封地扩展到禀延也好，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其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不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庄公的深藏不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时间之后，才“可矣”。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庄公亲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且誓曰：“不及黄泉，天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此，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副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庄公为他设下的陷井，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如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置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秦晋殽之战是左传描写的另一场重要战役。春秋时代是兼并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是这边一时代的特点。当时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游说秦穆公，分化了秦晋联盟，使秦与郑另订盟约，加深秦晋见的矛盾，这是秦晋之战的原因。

故事按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展开，而且在情节中塑造了秦穆公、蹇叔、弦高、先轸等几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文章以卜偃传命——假托君命为开端，告诫晋国大夫们“将有西师过轶我”，渲染战争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秦晋两国间争霸中原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就象箭在弦上一般，这是爆发崤之战的根本原因。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而在三十三年春，秦师就已过周北门了。可见秦袭郑是早有准备，而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它也获得了秦袭郑的情报，所谓“柩声如牛”的装神弄鬼不过是耍弄迷信手段来进行战争动员而已。

杞子密报是秦袭郑而导致秦晋崤之战的直接原因。秦穆公一心追求霸业，得到杞子“掌其北门之管”作“潜师”内应的密报后，秦穆公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准备劳师袭郑了。他假惺惺的“访诸蹇叔”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元老重臣的附和而已，但当蹇叔陈述利害表示反对时，他非常恼火，仍一意孤行，悍然袭郑，点将出师于东门之外。在蹇叔哭师时，秦穆公竟恼羞成怒，咒骂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寥寥数语，把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表现的活灵活现。

蹇叔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政治远见的老臣形象，他竭力劝阻秦穆公出师伐郑，从战略上作了深谋远虑的分析，毫不犹豫地否定“劳师袭郑”错误做法，指出秦方——“师劳力竭”，结果只会是“勤而无所，必有悖心”；郑方——“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不可行，而且还会丧失杞子内应这样有利的条件；晋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晋国必然会密切注意秦师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御师于崤”。蹇叔抓住秦晋争霸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战略分析，是很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但秦穆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蹇叔的进谏失败了，但并没就此放弃，他哭送与师出征的儿子并做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他希望秦穆公能醒悟，停止侵略战争，以免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蹇叔哭师这一个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国的老臣形象。

下文叙述了秦军在行军途中的骄横和袭郑无功的情况，这里有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皇武子辞客三个故事情节，并一一验证蹇叔“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的预言。

秦军过周北门表现极为骄横傲慢，作者通过王孙满的议论暗示秦军骄兵必败的结局。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聪颖敏锐的人物形象。王孙满年纪尚小，但他有着非凡的智慧，他不为秦师表面的威武和强大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秦军纪律涣散骄傲轻敌的本质，得出“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的结论。

秦军在滑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是一个爱国重义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被偷袭且会有亡国的危险时，急中生智假脱君命，慷慨地“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使遽告于郑”，阻滞了秦军的进军，使郑消除了内患，做好了防备图象的准备。

郑公得到情报，觉察到杞子等人的内应行动，于是皇武子一番巧妙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杞子、逢孙、扬孙，使秦军陷于“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困境，被迫撤军。至此，秦军远涉千里，袭郑无功，“师劳力竭”，失败的征象已露端倪。 文章最后部分写秦晋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文嬴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进一步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崤”，“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 秦军袭郑无功，“勤而无所”，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回师途中还是要经过晋过险要之地崤山，对此晋国绝不会放弃削弱霸敌的良机。先轸论战就集中反映了晋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望。他抓住了秦国“以贪勤民”师出不义的弱点，驳斥了栾枝“未报秦施而伐其师”的所谓仁义之说，认为“敌不可纵。纵敌患生”、“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明确指出秦晋争霸中原的利害关系。此外，他由提出伐秦的另一理由是“天奉我也”、“违天不祥”，用天命论来激励士气。先轸的鼓动完全代表了晋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晋襄公联合了姜戎部落，带孝亲征，表明晋国动员面之广，争霸决心之大。秦晋两军，一劳一逸，一骄一慎，一方“入险而脱”，另一方据险而伏，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结果完全在蹇叔的预料之中。

同时在结尾中通过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将这三个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完整和丰满。如先轸的耿直忠诚和深谋远虑已在他和栾枝的论辩中表现出来了，尾声中有增添了他问秦囚时盛怒之下的怒唾于朝的细节，就把先轸的鲁莽暴烈突现出来。又如秦穆公，作者在蹇叔哭师的情节中主要刻画他刚愎自用的一面，而在穆公向师而哭引咎认错的尾声中又表现了他勇于改过的一面。这样，崤之战由秦穆公一意孤行而起，又由他总结教训承认错误结束。故事和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完整了。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描写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窜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成熟的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形象，它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骄奢，确实是个昏君。但是作者又表现了她宽容纳谏，知错能改的形象，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君主形象。

齐桓公也是左传中详细记录的一个人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兼并，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齐国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齐国是姜尚（即姜太公）的封国，是西周设置在东方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从姜尚下传到第十四个君主齐襄公当政时，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并且由于他赏罚不明，诛杀不当，臣民人人自危，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害怕被害，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公元前688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在政变中被杀死。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各派大臣都开始了策划拥立君主的活动。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都想辅佐他们各自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国；而此时鲁国也正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边守侯，阻拦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匆匆往齐国赶去。管仲见此，忙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但箭只射到铜制衣带钩，没在有伤着身子。小白为了迷惑对方，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鲁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的军队听到小白已死的消息，觉得已经再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便放缓了行军速度。而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随即发兵在乾时大败鲁军，并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囚送管仲回齐国。齐桓公为什么不杀管仲呢？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对他非常敬重和爱惜，便向齐桓公举荐。齐桓公虚心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果然拜管仲为相国。

管仲当了齐国相国之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中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称霸于中原。齐桓公通过举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奠定了齐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