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左传读后感的篇一
今天在旅途中翻看左传，看到两个地方让我生起了感慨。第一个地方是郑国的子产，齐景公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居所，但是他依然搬回了旧地，并且让那些因为他的华丽住所而流离失所的人回到原地居祝第二个地方是晋国的栾叔的一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彼此都是好的，才服从多数。好的，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
古代人的智慧和德行真是令今天的我感到汗颜埃由此我想到一些东西。我们最近12019年来虽然摆脱了封建的束缚，整个社会的全部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的原动力乃是外部的技术引进和内部的天朝大国的尊严。
人，都为自己的追求活着，有些人，追求的是丰衣足食，有些人追求的是国家安定，有些人，追求的是智慧，有些人追求的是让老百姓和平的生活。各种不同的人就像汉尼拔手下的军队一样，彼此都有极其鲜明的有点和缺点，如何将这些追求各异的人统-战到一面大旗之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政党能否成功的关键了。
建国之前的30年，国家最活跃的是一批被称为地下党的人，他们的思维，比起其他所有的社会层次更加敏锐，毛主席在1925年通过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发动各种起义，因为他最仔细的调查了中国的情况，得到了民-国这个腐朽的统治集体由于依靠的是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其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面对帝国列强的又依赖又害怕的特点，必然不能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所以才敢于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虽然资产阶级一再的嘲笑根植于物产阶级的共-产d是泥腿子，但是，即使在革命最衰弱的时候，在极左路线将革命引向失败的边缘的时候，由于共-产d所依靠的无产阶级的广大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d的顽强信心，最终泥腿子渡过难关并且打败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式装备的国民d军队。号称800万的蒋光头军队不消4年就被吃的干干净净了。
这30年我们在完整工业基础之上做的事情就是要盘活资产，用这些工业体系去嵌入全球的物流循环之中，去找回往日的繁华。所以这30年最活跃的是做生意的人，我们看到大批的人白手起家成为富翁，很多政府成员也沾光，通过行政手段来促进资产的盘活。所以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虽然这个很受底层诟病，但是客观上，使得国家的资产没有像苏联一样完全被蒸发，算是一种比较合适的保值方式吧。因此，虽然底层很多人在抱怨，但是也主要是抱怨社会不平均，总的来说，所有层面的中国人生活都在改善。而且是以完全不能想象的速度在改善，同时，其他的受到中国产品冲击的国家则是哀鸿遍野。根本无力组织起反击来，所以，中国的几亿民工都有活了，而其他地区则拉美化了。
未来呢?中国有了稳定国防，稳定政治，有了强大的出口，有了强大的金融系统，这是霸王之资啊!嘿嘿，进入政府军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左传读后感的篇二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春秋》和《左传》是绝对不能不说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左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读后感的篇三
宋朝时就已经把《左传》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左传读后感的篇四
左传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今天在旅途中翻看左传，看到两个地方让我生起了感慨。
第一个地方是郑国的子产，齐景公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居所，但是他依然搬回了旧地，并且让那些因为他的华丽住所而流离失所的人回到原地居祝第二个地方是晋国的栾叔的一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彼此都是好的，才服从多数。
好的，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
古代人的智慧和德行真是令今天的我感到汗颜埃由此我想到一些东西。
我们最近100年来虽然摆脱了封建的束缚，整个社会的全部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的原动力乃是外部的技术引进和内部的天朝大国的尊严。
人，都为自己的追求活着，有些人，追求的是丰衣足食，有些人追求的是国家安定，有些人，追求的是智慧，有些人追求的是让老百姓和平的生活。
各种不同的人就像汉尼拔手下的'军队一样，彼此都有极其鲜明的有点和缺点，如何将这些追求各异的人统-战到一面大旗之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政党能否成功的关键了。
得到了民-国这个腐朽的统治集体由于依靠的是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其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面对帝国列强的又依赖又害怕的特点，必然不能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所以才敢于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
由于共产d所依靠的无产阶级的广大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d的顽强信心，最终泥腿子渡过难关并且打败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式装备的国民d军队。
号称800万的蒋光头军队不消4年就被吃的干干净净了。
所以，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社会清醒的认识是多么重要。
立刻投入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他们为了建设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废寝忘食，不惜牺牲自己，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劳模，他们有些活到被领导接见，但是大多数都默默的化为青山，但是他们无怨无悔。
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跳进碱性的泥浆中用身体阻挡结冰，有军队转业的新疆农垦师，为了在戈壁滩中开辟生产的绿地，战天斗地忘我牺牲，把天山南北变成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区。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
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
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
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
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
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
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
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
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
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
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
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
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
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
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的篇五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左传》不是一读了之的碎片阅读材料，不是谈资的来源，它于我们是对政治的初窥，是对文化的理解，是对人性的发掘。最近为“一带一路”会议造势，有媒体采访余秋雨、葛剑雄等学者，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