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实习心得时，我们可以回顾实习期间的种种经历，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利用所学。读书心得是读完一本书后对书中内容的总结和个人感悟，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一份读书心得了吧。如何写一篇有深度和观点的读书心得是许多人面临的难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读书心得范文，供大家参考。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一
看完《中国骄傲》除了对失去生命的年轻战友的敬畏，更多的是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在消防系统工作的人员身上沉甸甸的担子，我们肩负着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
和平年代里虽没有硝烟和炮火，但却有这么一群人永远在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在地震，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面前，在火灾，交通事故，坍塌等等事故现场有他们的身影闪现，永远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冲到了最前线，用年轻的生命挽救更多的生命。他们是谁?就像主持人说的：“他们是在烈火和浓烟中锻造出来的消防铁军，红门卫士”。
十一月九号，可能对于平常百姓来说就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日子，可能远不及“双十一”被大家所熟知。十一月九号是“119消防日”。在观看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身边很多同事都落泪了，我也落泪了。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却在某一天永远定格了下来，从此一个家庭就此破碎，父亲失去了儿子，儿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生活中他们都普普通通，有父母，有梦想，爱生活，一旦穿上军装，他们深知自己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一名战士，而是肩负起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责任，在任务面前从不畏惧，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们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因为刚刚到消防系统参加工作，所以自己对消防战士工作生活不了解，节目中说天津新区爆炸战士们身上穿上消防服，拿上消防工具，每个人要负重30斤左右，我专门查了相关资料，出警时一般分为“11斤套装”和“18斤套装”，虽然因为性别原因，我永远不会穿着这样沉重的消防服，也不会出现在火灾第一现场，可是我能体会到消防战士们的那份沉重，在火灾现场，那样的炙烤下，穿着如此沉重的装备，拼尽全力去救火，在严重透支体力的情况下奋勇灭火是需要多大的体力和勇气。因为他们心里永远想着只有争分夺秒的去救援每一个生命，才能对得起这身戎装。每个生命的逝去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身躯不仅仅挽救的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在灾难面前即将破碎的幸福家庭。
在看到福建古雷化工厂爆炸，所有人都撤离了，只有消防战士冒着很有可能二次爆炸的不确定性，都义无反顾的冲进了火海，登上五层楼高的储油罐顶进行灭火。大灾大难面前谁都可以为了逃生而转身，唯有消防战士永远给大家留下了背影。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王文生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大和小的问题，作为军人在生死关头必须要有担当精神，敢于牺牲。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消防战士却用生命在捍卫这种大义凛然的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作为一名消防系统工作人员，我深深的被这种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不忘责任，作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我不能参与救援任务，去灾难事故第一现场。可是我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宣学习，宣传消防知识，灾难可能很难所有的都杜绝，但是在发现隐患的时候只有安全意识，才能更好地避免人身财产的损失，及时灾难发生，只要我们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灾难造成的危害。像那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说的，希望全社会都提高安全意识，让父亲失去儿子，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这种不幸不要再发生，让消防官兵更少的出警!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二
大型特别节目《中国骄傲》以2020年重大消防事件为主要线索，讲述消防铁军以科学、专业、坚毅、奉献的态度，忠诚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迹;表彰一批在“全民消防”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10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大型特别节目《2020中国骄傲》在北京录制完成。该节目以20--年重大消防事件为主线，讲述消防铁军以科学、专业、坚毅、奉献的态度，忠诚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迹。获得"第三届全国119消防奖"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在节目录制现场受到表彰。
《20--中国骄傲》由公安部宣传局、消防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中宣部、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委和团体的领导出席节目录制活动。
中央电视台大型特别节目《2020中国骄傲》在北京录制。该节目以上饶市广丰区“1·20”烟花爆炸救援等20--年重大消防事件为主线，同时通过抚州消防新“临川四梦”系列微电影《20--追梦路上》等镜头，讲述了消防铁军以科学、专业、坚毅、奉献的态度，忠诚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迹。江西师范大学消防志愿者服务队和鹰潭贵溪市樟坪畲族乡黄思村党支部书记桂千金等获得“第三届全国119消防奖”。江西消防元素将绽放在央视《20--中国骄傲》的舞台和屏幕上。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三
通过这次对消防法规和消防实用知识，由安检提提出的构建防火墙全面推进消防安全能力的学习，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扑救初级火灾的能力，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能力，消防宣传教育的能力。对此，主要有以下体会：
把消防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火灾带来的危害，人人都懂，但在日常工作中却往往被忽视，被麻痹，侥幸心理代替，往往要等到确实发生了事故，造成了损失，才会回过头来警醒。这就是因为没有把防范火灾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所导致的。而做好预防工作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通过这次培训，发现现有防范意识程度还是不够的。不论是一线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应对岗位和部门可能涉及到的火灾风险和消防通道等消防相关设施有充分的了解。不论是火灾高危险岗位人员还是其他人员，都应该定期接受相关专家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包括：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各部门各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各种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和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等。
根据这次学习和部分案例的分析对消防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掌握了一些消防安全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譬如：燃烧与灭火的常识，常见灭火器材的维护和管理，消防控制室及消防设施的使用和维护，安全疏散设施的设置，消防安到消防知识的重要性，全培训的重要性等等。这些对我公司员工的一种认知，让我们时刻记得安全。
在工作中，应该以消除火灾隐患、提高防火意识为目的，不作口头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措施来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通过这次对消防知识的学习，对消防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掌握了一些消防安全的基本理论知识。如火灾时我们要往下跑，切勿往上逃生;住在小高层时我们不要慌乱，不要往楼下跳，如果是底层可以取根绳子坠下去;在发生火灾时切忌不要坐电梯，可以取湿布捂住鼻子弯腰往下跑;发生火灾时要把门窗都关闭，煤气泄漏时千万不能打开灯。同时火灾刚开始3分钟时容易扑灭，过了时间段就不容易扑灭，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遇到危险镇定快速的想出解决办法，迅速自救!如何做好预防：
一、消防安全治理应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把消防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火灾带来的危害，人人都懂，但在日常工作中却往往被忽视，被麻痹，侥幸心理代替，往往要等到确实发生了事故，造成了损失，才会回过头来警醒。
二、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防范意识。我们应该定期接受相关专家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高我们的消防意识。
三、消防安全工作要做到“三个抓”，不为隐患留空隙。第一是要“抓重点”除了定期的培训之外，还要经常组织进行防火检查，发现火灾隐患，要记录在案并及时研究整改。同时将消防意识和技能深入幼儿园的各方各面。不仅要加强教师的安全意识，同时还要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可以定期组织幼儿进行消防演习。第二是要“抓薄弱”。相对消防安全隐患少的地区往往是最轻易被忽略的地区，但相对安全隐患少并不代表没有安全隐患。我们要按时对幼儿园进行清理维护，使幼儿园每天都处在安全的环境中。第三是要“抓细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火灾的防范要从大处着眼，但应该从小处做起。细节不轻易引人注重，如老化的绝缘材料、放错了位置的废纸篓，没关电源的电视等。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故都是由于起初的“不注重”、“不小心”引起的!。
最重要的是每个家庭或幼儿园一定要配置必备的消防工具!使每个老师和幼儿都会使用消防工具和学会自救!
千万别忘了消防电话119!
在课堂上，消防老师通过强烈震撼的火灾视频、生动的案例，条理清晰地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从发生火灾的起因强调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性;从日常生活中的火灾隐患看加强学习消防知识的必要性;掌握使用灭火器材的方法及其性能;火灾现场自救逃生的技能和扑救初期火灾的时机和方法。他重点讲授了火场逃生知识，并详细介绍干粉灭火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领导重视是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首要保证。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为消防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大对安全工作的管理力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反馈，切实地把消防安全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确保各项工作能顺利进行。
宣传教育到位是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第一前提。要通过开展培训讲座，发放消防宣传资料和组织专业人员到生产一线宣讲等形式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面要达到100%，提高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职工在事故发生时的施救、自救能力。
制度措施到位是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软件保障。要根据上级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并严格抓落实，奖优罚劣，保障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能正常有序开展。
消防器材配备到位是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硬件保障。根据消防管理部门，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定期对消防设备进行检查和保养，对到期的器材及时换药，以备发生事故时能及时启动。
思想意识到位是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加大对专(兼)职安全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安全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出一支具备不计得失、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和敢抓敢管精神的专业队伍，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平。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学校对事故的防范能力。
安全是学校的永恒课题，“水火无情、全员皆知”。消防安全事关学校的稳定和职工生命的安全，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把各项工作长抓不懈，消除隐患以防为主，才能保持学校消防安全局面长期稳定。
安全重于泰山，我们只有懂得安全知识，注重安全，积极地加以防范，才会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才能构建美丽和谐的安康家园。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四
《20--中国骄傲》由公安部宣传局、消防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中宣部、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委和团体的领导出席活动。
上饶市广丰区“1·20”烟花爆炸救援被全国消防119晚会选用，广丰救援作为江西典型的成功战例上镜，将会在全国播出。
20--年1月20日0时20分，上饶市广丰区洋口镇昆山村鸿盛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广丰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5辆消防车，大队27名官兵中26名官兵紧急赶赴现场扑救，并立即向支队指挥中心报告情况，在支队和兄弟大队的增援下，广丰区消防大队科学处置，本着“救人第一、与时间赛跑”的理念，全体参战官兵发挥顽强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共救出被困人员29人，疏散群众200余人，官兵无一人伤亡的成绩。《20--中国骄傲》将通过镜头还原上饶市公安消防支队官兵在“1·20”爆炸救援中不畏牺牲、敢于向前的英雄事迹。
与此同时，抚州消防新“临川四梦”微电影《20--追梦路上》之《铁军梦》镜头也入选《20--中国骄傲》预告片，使得整个预告片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为了策应抚州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强市战略，打造抚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新“临川四梦”品牌，展现“正气消防，幸福抚州”的魄力，抚州市公安消防支队与新法制报社联合拍摄制作了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的抚州消防新“临川四梦”《20--追梦路上》系列微电影。这是抚州市首次大规模地拍摄消防微电影。
影片通过《平安梦》、《铁军梦》、《和谐梦》和《振兴梦》四集微电影，故事以主角引导式的自述来呈现，用诚挚的话语和富有说服力的画面感染受众，展示了抚州消防人追梦、筑梦、圆梦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成就。
影片采取纪实微视频的形式，每集都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消防官兵作为代言人，全部由消防官兵原型本色出演，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影像与人物叙述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了多位独具特性的消防官兵的真实工作、学习、生活状态，现役消防官兵和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全部本色出演，反映出抚州消防官兵献身消防事业的崇高精神。
影片充分利用全媒体影像的文化传播优势，打造抚州公安消防支队乃至江西消防部队品牌文化，向大众传播消防员“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平安梦、铁军梦、和谐梦、振兴梦的总汇”。提升了队伍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树立了消防部队的正面形象。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五
京杭大运河，滔滔奔流2500年。作为独特的活态文化遗产，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活着的、流动的精神家园，在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孕育了沿岸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长度最长、工程最大的一条人工河道，全长1797千米，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并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春秋时期开始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大运河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直到最后一次兴修完成才称作“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京杭大运河因漕运而修，运河上漂来的城市依靠漕运的物资润养而焕发勃勃生机，曾经是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和水路都会，无数漕船停靠，景象繁华。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福建泉州）的所见所闻：将陵（德州）运河上南北运输商品极多，最多的是丝、香料；济宁商业手工业很发达，“船只多得令人难以相信”；淮安的货运可以通到40多个城市；苏州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
从北京到杭州，运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还孕育、滋润着沿岸的运河儿女、运河城市。运河边的建筑，如会馆、河埠、码头、桥梁、船闸及漕运衙门等都是为在实际生产中使用而建。
沿岸的民风民俗也与运河息息相关，如江苏淮安运河渔民的“交船头”、“汛前宴”、“满载会”等习俗，直接、真切地体现出劳动人民希望实实在在收获丰收的愿望；运河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艺术，如大运河号子、河工号子等，是挑河、抬土、筑堤、下桩、打夯中所唱的，这些号子或粗犷简朴、或苍凉雄劲，一方面可以鼓舞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组织指挥集体劳动。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六
京杭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余年，是世界上最绵长古老的在用运河，与矗立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万里长城一起，在中国版图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蕴含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智慧和丰厚的文化。从古至今，连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各个城市之间经济、文化的互通与交流，尤其是对大运河沿线地区间工业、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京杭大运河主体工程的开凿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初创时期）、隋朝时期（公元7世纪，第一次大沟通时期）和元朝时期（公元13世纪，第二次大沟通时期）。为了满足战争和战事运输的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开凿工程规模比较小的运河，开凿工程的内容一般为将两条不相交的天然水系简单连接到一起，实现水系之间互通的目的。
随后，为促成南北经济沟通发展，满足北方战事物资运输需要，隋朝时期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修整拓宽了江南运河，并疏浚整修了浙东运河，古籍《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就有相关记载：“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至骤宫、草顿，欲东巡会稽。”由此京杭大运河最终实现了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点，北抵今北京通州地区，南达今浙江宁波约2000多公里运河航线的全线贯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并沟通东西的最大规模运河，因此一般称这一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大运河。
公元13世纪，元帝国的建立使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北移至今北京地区，为实现将江南地区丰富的物产输送至北京，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等三条运河，其中会通河的开凿将南北大运河裁弯取直，使运河基本呈现出南北走势，可以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京杭大运河全长为1790多公里，相比前朝运河航程缩短近900多公里。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航运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治修葺，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增设漕运机构，各种漕运、商运、货运、游船船流如织，极为繁忙，运河通航状况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京杭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核心价值
古往今来京杭大运河的光芒与活力从未消失，由封建社会漕运繁荣到近现代行洪、航运、灌溉、观赏、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等等诸多功能方面持续发光发热。这个巨型世界级线性水利文化遗产，共涉及8个省和直辖市，穿越中国东部的五大水系，约1794公里长的河道中包含了类别丰富的文化遗产点。京杭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已获得世界性认可。1994年，以“运河遗产”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大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召开，期间对“运河遗产”这一遗产类别进行了定义，指出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水道，从历史和技术层面讲都具备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值得被纪念的人类工程，不仅体现了线性文化景观遗产特点，又在综合文化景观中独树一帜、不可或缺。199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运河遗产研究报告》高度评价了大运河的水利工程科技文化遗产价值，视中国大运河为工业技术革命前首屈一指的科技成就。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主要构成部分一同被列入该名录中。
京杭大运河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中国及世界重要的水利工程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农业社会体系下农业文明技术的非凡创造作品，京杭大运河历经数代发展，创造发明了各类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运用蓄积和调配水量弥补了河道区间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和差异，并与自然水系渐渐分离仅于运河口的交汇，最终运河上的各河段成为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体系。其水利工程体系由四大工程系统构成，分别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工程。这个系统的工程体系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18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范围内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技术的最先进之所在。由于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域广阔，地域跨度庞大，且地域间自然条件相差甚远，降水量、降水期各不相同，为保障河道畅通，中国历朝历代的水利学专家们运用地理、水利工程、交通技术、枢纽管理、土木工程等学科知识与技术，综合改造自然水系，因地制宜地设计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水利枢纽工程，建立完备的运河船闸体系，如水源和供水工程、泄洪工程、运河与河湖交叉工程、运河与陆路交叉工程、众多控制水量和航深的船闸水利设施系列工程以及大量的驳岸、码头、斗门、闸坝、涵洞、桥梁、弯道等。
同时，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京杭大运河经历不同历史时期，逐渐依托南北漕运河道的开凿和各类科技文明结晶而享誉世界，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古老运河，在历史、社会、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早已受到世界的瞩目与肯定。京杭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自隋朝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开运，诸如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大小诸侯国分裂而治的历史局面基本没有再次发生，尽管出现了五代十国时期，但持续时间不足数十年后国家又重回统一局面。这种持续稳定、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离不开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纽带作用，加强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强区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纵观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目的始终与统治者对于政治统一和军事活动的追求相伴而生，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贡献巨大。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事业的繁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在潜移默化地彼此影响着，形成独具一格的运河文化带。历朝历代运河的输送中心与政治中心具备完全一致性，南来北往的货品与原材料通过运河漕运互通，为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为艺术文化的兴起与交流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京杭大运河纵贯华夏大地成为封建王朝维持生命活力的血管。
观看中华骄傲的个人心得体会篇七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佑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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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