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青年人把个人奋斗融入一个民族的伟大抱负，融入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个人奋斗才有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梦想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东西，做梦的感觉很美妙，但是追梦的过程往往充满着苦难。青年人应该不怕失败、不畏艰险，绝不能因为困难放弃追梦。
中国梦是民族振兴的梦，而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强盛乃至民族振兴的脊梁，装备制造业气力不足，难言工业强国，难以实业报国。长久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部件受制于国外企业，隐痛困扰多年，不除不足以兴邦强国。
为了实业报国的中国梦，我和我的同事把青春挥洒在了艰苦的工作现场。潍柴动力公司作为专注于发动机制造的中国企业，为了助力民族品牌占领世界装备制造业高地，在2005年率先成立“三高”试验队。“三高”试验是为了保证每一款发动机都能满足高温、高原和高寒的苛刻使用环境而进行的试验。试验队的首批主力就是我们一群80后的青年职工，大多是独生子女，平均年龄只有27岁，学历高却没怎么吃过苦，干劲足但面临的困难也很大。
因为工作条件艰苦，不仅无法照顾家人，还要时常向家人撒谎说外出是去新疆西藏“玩”一圈。可是毕竟纸包不住火，时间久了，家人还是知道了真相。但是，既已爱上发动机试车工作，就要忠诚梦想、忠于职责。追梦路上艰苦环境的磨练，让我渐渐懂得，实现梦想，是一条漫长的奋斗征程，需要知识和智慧，更需要付出汗水甚至生命。
夏天，要登上新疆火焰山，顶着50多度的高温工作，身上的皮晒脱一层又一层；秋天，要爬上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高原，常常被高原反应折磨得茶饭不思；冬天，要跋涉在零下40多度的黑河，手上脸上满是冻疮。在外工作的时间比陪家人的时间要长得多，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与荒野大漠为伴、与试验车同行是日常写照，有时还要克服强沙尘暴等极端天气的严峻挑战，面对地震和泥石流的生死威胁。可以说，发动机的每一次极限环境试验，都是“三高”试验队队员的一次生命极限考验。
然而，非但没有人退缩，为测试发动机的耐高温性能，即便衣服湿透、皮肤脱皮，队员们却希望天气再热、温度再高一些；为测试发动机的耐高寒、耐低温性能，即便手脸长满冻疮，队员们却希望向更高的海拔前进，向更冷地区深入。与候鸟逆向而行的生活，队员们却勇敢地坚持了下来，不为别的，只为给强国梦添注奔腾动力。
8年时间、1000多个日日夜夜，8大系列120个国产发动机试验、上万组数据，“三高”试验队这支年轻的队伍，踏遍了茫茫戈壁、巍巍昆仑、凛凛冰河，为国产发动机绽放青春年华，为自主品牌注入金字品质。有了这些极限试验基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潍柴发动机各项技术指标，完全能和国外先进企业的柴油发动机一比高低。
陈独秀在开办《新青年》时曾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年就该有青年的样子，有青年的活法。社会也应该呵护敢于追梦的青年，给他们包容和鼓励，给他们托底和支持，减少青年试错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深深体会到，青春应该去追梦。青年人要珍视岗位，忠诚守责，把个人奋斗融入一个民族的伟大抱负，融入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个人奋斗才有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才有更坚实的基础、更广阔的平台、更美好的前景。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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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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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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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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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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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电影历史，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也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这一阶段，宋彦博士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选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文化学研究，勾勒出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广大电影学人取法。
关键词：宋彦 新时期 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被人称为“读图时代”或“镜像时代”。既然“影像是现代病的慰疗者”[1]，而且“电影所具有的叙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说更为多样”[2]，随之就有了“电影是第一艺术”[3]的说法。[1]在此情形下，电影研究就成了当下文学艺术界的一大热点。
当前中国的电影研究，以文化学研究最为薄弱。之所以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理解电影，就是对它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语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并且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这就很有必要把我们讨论电影的着眼点拓展到超出胶片所限定的范围”[4]。但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可以巴赞作为反证：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满实践精神的电影批评文集，它只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摄影和电影的本性，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电影哲学。但是巴赞却被称为“电影的亚里士多德”，《电影是什么？》被奉为“电影的圣经”，评论者多以之为圭臬。这就说明了当前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水准。实际上，细数当下中国大陆的电影研究学者，也只有戴锦华、王志敏、陈墨、陈犀禾、周星等寥寥数位学者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并真正可以与世界对话。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识结构更优化、学术视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学者，“于薄弱中发现了丰厚”，他们找到了电影研究的诸多空白点与学术增殖点，成为促动电影文化研究与中国电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东轻工业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主任宋彦博士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成果《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学者电影文化研究的一项代表成果。
宋彦长期担任“影视作品欣赏”教学与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细读案例为她的立论提供支持，这使她的论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没有选择流行的“类型研究”，而是选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20世纪以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与文化学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宋彦没有纠缠于这两个概念的多义与歧解，而是直指“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内涵中具有可对比性的层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内涵、文化特征、镜像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描画出中国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崇高到狂欢、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
很多研究者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看作是断裂、质变的两个时代或者对立的两种文化。其实现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新阶段。宋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发现在大陆电影内部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结与交错，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一方面电影艺术要消解极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为生民立命，树立人的尊严；一方面要采取拿来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将电影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必须让它负担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启蒙，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大众化的语境……在宋彦描绘的图景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电影的发展道路是光荣的，也是艰难的。
宋彦的可贵在于她没有决绝地站在某一立场上捍卫或批判历史现象，而是以生态伦理的眼光看取各种现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评价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启蒙理性”，认同巴赞的观点：电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价值，应有教化大众的职能，就像医学、法律、宗教、教育，因为电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艺术的界域，点燃人的内心激情；电影应当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应成为“‘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但她同样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更对其美学风格保持尊重。因为她要做的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文化批评，更是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风格流变或电影发展流潮的省察与历史描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态度，一种学与思的辩证，这是她超越巴赞的高明之处。
宋彦的著作是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而非观后感式的印象批评。她将镜像背后的隐喻与象征做了仔细的翻刨，令人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升华到文化哲学层面。比如宋彦论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未完成性，就举了几个经典例子：《黄土地》中顾青的来而复去——启蒙者消失了，而被启蒙者梦醒了，却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杆以启蒙者的身份要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小牧童：“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头，不顾而去。[5]这样的例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让人赞叹宋彦作为女学者所特有的敏感与知性，很多复杂而沉重的话题就这样被她以比喻的方式举重若轻地诠释清楚了，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读者读来却知道她并非消解启蒙，而是隐含着惺惺相惜的慨叹。
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也照见了“人的成长”。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与人性”三维坐标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由“宇”“宙”“人”标识出文学艺术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如果说本土性是经线，现代性是纬线，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维。以此三维标准估定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既要看到其对世界文化的“横的移植”，也要看它对本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纵的继承”，更要看其对“现代人学”的开掘深度。当宋彦将电影置入到这个三维坐标之中，她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进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时代的觉醒、迷失与异化：主体意识、欲望叙事、成长叙事、同性恋叙事、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等，都在电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中国第三、四代导演在“文革”后努力“要从历史中赎回人质，从历史的污血中洗净个人，同时也赎回并洗净自己”[6]；那么第五代导演塑造了大写的新启蒙英雄；第六代则重新以新写实手法关注平民、底层、边缘人、生态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镜像映照出了时代的进步，电影也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热爱。就此而言，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历史，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入世”的历史。笔者认为，宋彦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作为省社科项目完美收官的同时，笔者还有几点借题发挥的建议：一、中国学界应努力建构真正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现在国内学界分析中国电影时运用的理论大都来自西方。我们已意识到：中国电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场、模仿西方大片的迹象，这有可能使中国电影成为西方经验的实验场。那么中国学界操持西方话语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这是值得中国电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彦在建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工作中应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台电影”应是“中国电影地图”中不可缺少的板块。宋彦可以向港台电影“开疆拓土”。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许多电影因种种原因被禁，比如宋彦专著中提到的《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东宫西宫》《小武》《赵先生》《鬼子来了》《苏州河》《站台》《十七岁的单车》《盲山》《盲井》《天浴》《北京杂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阳和人》《爸爸》等，现在大都已解冻。笔者以为，历史不可避讳，学术研究应正视、重视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诉人们它们被禁的原因；而这些影片从被禁到解冻的过程，也许更能显示中国的进步！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文科研究生创新意识薄弱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sdyy08070。）
注释：
[4]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李二仕：《〈电影理论新发展〉翻译的背景说明》，见[英]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彦：《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8]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李钧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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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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