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奇妙数学文化的读后感篇一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同里的市民文化则成了汪曾祺研究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看到汪曾祺选择了北京胡同作为表现市民文化的载体。汪曾祺的文字犹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由畅快，平淡之中富有韵味，如此淡而有味的文风贯穿于此篇作为汪老为摄影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之中。本文将从胡同文化中的“忍”文化着眼，来分析汪曾祺先生面对日渐衰败的胡同文化的复杂心态。
汪老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这种“忍”既体现在面对政治局面变化的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比如汪老以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为例；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人事处理上，例如文中提到旁观者对于小伙子为小事对开电梯姑娘动手打人却漠视及不加谴责，这都可以归类为北京人精神生活上的“忍”文化。至于北京人物质生活的“忍”文化则可以通过汪老之前所描绘的“北京人易于满足”并且“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来作深刻地了解。我想，以上举例都不难看出“忍”已然成为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而非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而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便是：封闭、自足、忍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其中夹杂着汪老对“忍”文化的可怜可悲之复杂的心情。
《胡同文化》中汪曾祺通过引用北京俗语“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来揣摩北京人“忍”与“耐”的`处世态度。纵观北京城历史悠久的君王统治文化，令人不得不惊叹封建文化对于北京人生活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当习惯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北京人只有“忍着”“耐着”“眯着”才能保住性命。汪曾祺对于北京人逆来顺受的文化心态是持有针砭的态度，而“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七个字则进一步印证了汪老对于北京人处世之道的嘲讽以及揶揄，从而也自然而然引渡到了胡同文化衰败的必然趋势。
稍微细心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喜爱但并不迷恋，对胡同文化的消亡感伤但并不悲惜。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社会里，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汪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怅望低回之余，也豁达乐观地对着将逝的胡同文化道一声“再见吧，胡同！”汪老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为正在消失的老胡同、已经枯朽的旧文化唱了一首哀而不伤的挽歌。汪曾祺耳濡目染了胡同文化几十年，与胡同的一朝一夕都透露出汪老对传统文化魅力的留恋低徊。在面对见证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胡同正在经历的没落，汪曾祺的内心是矛盾且复杂的。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审视、剖析让笔者思及，每一种抽象文化都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存在，而生活中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也许都蕴含着某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细细观察，认真体会，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常常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想这亦是汪老能带给我们读者最有意义的一味感悟。
奇妙数学文化的读后感篇二
中国古代及各朝代的服饰变迁史,体现了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各朝代服饰的特点记载着人们在不同时期内的生活状况,它反映了社会朝代的兴衰存亡，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春秋战国及秦朝的服饰，上衣下裳合为一体并吸收小数民族服饰加以改进，主要在于便于骑射。服饰的用料上也趋于多样化，体现了民族融合，以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想。
大汉朝服饰更多融入多民族的.文化内蕴和艺术，通身紧窄，行不露足,衣袖口多镶边,衣领交口,露里衣.
唐代更多体现开放浪漫风格,袒胸、裸臂、披纱。宋代多沿袭唐代，只是颜色上比较淡雅，色调单一，一改唐朝的华贵。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代，服饰比较特别多体现少数民族的特点，短袍，窄褶便于骑射。明朝同唐宋接近，官服最大特点是乌沙帽，以区分官司职，儒生雅士大多圆领宽袖。
清代服饰是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朝代，满汉融合，男士长袍马褂，女士旗袍形式。体现了古代服饰向近代服饰的演变。
服饰除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外，还与不同的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及审美观念紧密相连。体现了历史的风云进程，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
奇妙数学文化的读后感篇三
大一时刚到吉安不久，室友就带着我去了吉安的庐陵文化生态公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庐陵”这个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庐陵”是“庐陵生态公园”的缩写。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偶尔看到一本名为《庐陵文化》的书，还觉得奇怪，一个公园怎么会有这么厚的文化历史?拿起来一翻，原来“庐陵”是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而“庐陵文化”是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顿时觉得特别羞愧———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了解太少!
继续读下去，才知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庐陵文化既有以青原山佛教禅宗青原派系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又有以吉州窑黑釉天目瓷为标志的陶瓷文化，更有以人才辈出的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
空闲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去了青原山、白鹭洲书院和吉州窑这三个庐陵文化的代表性地点，更深切地感受了庐陵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最开始去的是青原山,那时是和学校老乡一起。登山路上，不时能看到路两旁充满佛理的佚名题词，往山下俯瞰时，隐隐约约能见到林间的净居寺。途中有几个木制的休息亭，到达山顶还有一个古老的塔。不愧是佛教圣地，处处透露出一种静谧感。下山返回山脚时，一个小水库吸引了我们的眼睛。从未见过的蔚蓝色湖水，像仙境一样，美得让人窒息。潺潺水声也恰到好处，给旁边的.净居寺增添了不少雅致。顺着溪流，我们来到了净居寺的正门前，还未入内我就感觉到佛教的威严。尽管佛教属于外来宗教，但净居寺建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佛教思想对庐陵人的影响比较久远。
白鹭洲书院建于赣江的白鹭洲上，远远望去，只能看到树木葱郁的白鹭洲。初见时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沙洲，完全没想到还有一个书院藏在里面。去之前，我猜想书院里可能会有种私塾的氛围，但是没想到书院和现代中学气息融合在一起，古今书香交织相依。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旱期，赣江水位下降，露出了细细的河沙。恍惚中有海岸读书的愉悦感。胡乱探索一番,我发现一堵刻了书法的墙,虽然不太认识上面的书法,但看墙身就觉得很可能是与书院有关的人物留下的真迹。书院里设有云章阁，书院独特的构造体现出庐陵特有的书院文化。
去吉州窑的那天，刚好是大雨过后，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一旁的泥土里混杂着破碎陶瓷片，不愧是古代名窑之一。越往里走，古瓷片、窑具俯拾皆是，一条条用窑砖铺成各种图案的长街古巷，纵横交错，依旧保留了古瓷镇的风貌。看着现在的吉州古窑包，不难想象南宋极盛时期的“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繁荣景象。吉州古窑的风格给人一种中国古建筑的韵味美。置身其中，新奇和兴奋涌上了心头。
奇妙数学文化的读后感篇四
庐陵文化是赣文化(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是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庐陵府不但考取进士三千(天下第一)和状元二十一(天下第二)，而且在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的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中鼎甲3人均为吉安人，这种“团体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因而吉安有“一门六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美誉。
江西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这就是今天的吉安。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新干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中国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
秦王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春秋战国，吉安这块土地大约属于有主无名的荒蛮地域，它一会儿属夏商古九州之一的扬州领牧，一会儿是周王朝子孙的分封领地，吴、越、楚这江南三大古强国都曾先后将吉安划入了他们的版图，春秋时期，吉安属“吴”;战国时期，吉安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
有史可据的《明一统志》载:“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县(今天安福地域)和新淦县(今天樟树地域)。“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此后吉安(当时称庐陵)升“郡”复“县”，改“州”称“路”，名称几经变易，府治再三迁徙，地域时广时窄。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伦迁建郡城于吉州区附近，应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吉州区建城之始;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庐陵郡为吉州，这是古庐陵的第一次更名;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取三国时吉阳郡、安成郡头一字命名，一直延续至今，一一除开1968至197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一度更名为“井冈山地区”外，——“吉泰民安”、“吉祥安康”美好的祈盼，都溶注在我们今天470多万人民共有籍贯上了。
奇妙数学文化的读后感篇五
买了梁实秋先生的美食文集《雅舍谈吃》来看，文字是不用说的，寥寥数笔，就把七八十年前的北平市井生活描述得活灵活现，让人犹如亲历。只不过我是个学食品的人，从中还能读出当年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的图画来。
在梁先生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营养平衡和食品安全的意识。从头至尾，追求的都是美食饕餮的感官快乐，以及亲朋好友相聚的温馨意趣。至于食品中是否含有过多的胆固醇，是否脂肪热量过高，是否含有致癌物，细菌总数是否超标，恐怕没人会去关注。
不信么？看看《烧鸭》这一段儿：“在北平吃烧鸭，照例有一碗滴出来的油……鸭油可以蒸蛋羹……”要知道，如果在今日，烤鸭滴出来的油是被当做餐饮废油的，因为其中含有致癌物，氧化程度也较高，无法达到食用油的卫生标准。前些时候曾经两次报道过烤鸭店出售鸭油，用于制作各种面点等，是当做食品安全事件来报告的。现在看来，烤鸭废油的利用历史颇久，甚至可以说曾是一种文化传统。至于就地支起炭火烤鸭子的做法，致癌物难免超标，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卫生标准。
还有《莲子》这一段儿，说到“有些莲子一煮就烂，但是颜色不对，据说是经过处理的……”可见对食材进行化学处理，在很早以前便已经流行于餐饮店中，并非今人之独创。
再看看梁先生和朋友们所热爱的美食，大多都是高能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菜式。
比如“水晶虾饼”，是这样做的'：“七分虾肉要加三分猪板油，放在一起剁碎……略按成厚厚的小圆饼状，下油锅炸，要用猪油，用温油，榨出来白如凝脂，温如软玉，入口松而脆……”
又比如“溜黄菜”，是这样做的：“溜黄菜是用猪油做的……蛋黄糊里加荸荠丁，表面撒一些清酱肉或火腿屑，用调羹舀来吃”。做法是：“蛋黄打过加水，还要再加芡粉，入旺油锅中翻搅之即成。”
这些特色菜，无非是大量脂肪加胆固醇的组合，而且均经过油炸或油煎处理，而且煎炸时用的多是猪油。为何用猪油？理由有两方面：一则猪油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对热较为稳定，不易变黑变稠；二则是半固体的油，炸出成品的口感更酥脆。
说起来，还是那时候教授的工资很高，每月二三百大洋，是普通工人的十几倍，所以敢在北京最贵的馆子里请客吃饭。按书中所说，当时最好的餐馆，一顿最高档的宴请，只消15块大洋。
但梁先生也在书中坦承，因为贪恋高脂美食，患上糖尿病，又因为胆结石切除了胆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