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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思想篇一
3、在年老的人看来，青春美妙，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光芒万丈。但是，年轻如我们却不知其中的美好，总是在无病强说愁，或者颓废消极地殒磨青春……只有待到青春不再，方知其中的可贵。
4、忠诚，即使是深深的忠诚，也从不会是洁白无瑕的。
5、要做冷酷的石头，要做狂暴的激流，要做愤怒的闪电，总之，什么都要做，就是不要做人！
6、如果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7、大梦已醒，我还能说什么？大梦已醒。
8、而这一感情究竟能持续多久，不应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诸如法律的干扰。
9、他比我大两岁—他从这两年中已赚到不少好处。
10、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
11、人像一粒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只有存在着，要想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行动的结果。
12、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
13、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14、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
15、我是在书堆中开始我的生活的，就象毫无疑问地也要在书堆中结束我的生命一样。
16、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17、人首先是个把自我向着一个未来推进而且知道自已正是这样做的生物。
18、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了我自己得救。
19、把艺术作品看作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
20、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让我明白这一切没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论文研究思想篇二
一、亚里士多德生平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
亚里斯多德是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知识渊博、著述丰厚。他对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历史学、文艺学以及生物、物理、心理等自然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诗学》《修辞学》
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1、摹仿对象
‚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必然不是好人，便是卑俗低劣者(性格几乎脱不出这些特性，人的性格因善与恶相区别)，他们描述的人物就要么比我们好，要么比我们差，要么是等同于我们这样的人。正如画家所做的那样：珀鲁格诺托斯描绘的人物比一般人好，泡宋的人物比一般人差，而狄俄努西俄斯的人物则形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否弃了传统的摹仿自然（现实）的那种含混的表达，另一方面肯定了艺术摹仿对象的真实性，将艺术的摹仿引向与社会人生的关联上，更为关注的是艺术中所展现的现实的人的性格、情感、命运、遭际与行动，从而赋予艺术摹仿以更为深刻的人学韵味。
摹仿对象的不同性质，决定了艺术家所采取的摹仿方式的不同，即摹仿方式（摹仿的原则）完全是由对象的性质决定的。
面对三种事件，艺术家可以采取三种摹仿方式： 第一种按照事物原来的样子去摹仿；
第二种按照人们所说的或以为的样子去摹仿； 第三种是应该有的事，这类事不仅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而且是可能发生的。
三种‚摹仿方式‛，大约可以分别对应于注重现实性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注重可能性、理想性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对于艺术形象都有着超越性要求，那就是都要求艺术形象超越现实的阀限、追求更为理想的诗意表达。相比较而言，现实主义更强调形象的典型性，浪漫主义更强调形象的理想意义。
3、摹仿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强调摹仿是人的天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完全是出于人求知和获得快感的天性。
通过摹仿人可以获得一般的生活知识和有关认识、评价事物的能力的知识。当人获得这些知识时，人就可以在艺术欣赏中拥有更多获取快感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通过‚摹仿是人的天性‛这一猜想，看到摹仿艺术的产生与人类的求知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关联。
4、摹仿的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说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 摹仿艺术同样可以传达真理。诗人、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了某种‚普遍性‛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就达到了以特殊表现普遍、特殊与普遍的统一。
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
悲剧是古希腊的一种重要的戏剧类型。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悲剧‛一词的希腊文字面意思是‚山羊歌‛。
在‚山羊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悲剧在公元前534年正式成为狄俄尼索斯庆祭活动的一部分。
雅典酒神祭祀活动中的戏剧比赛盛况 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悲剧之父）、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荷马）和欧里庇得斯（舞台上的哲学家）
第一，关于悲剧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涉及四方面核心内容： 悲剧的格调：严肃
第二，关于悲剧摹仿的内容或情节。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构成情节的人的行动是悲剧表现的重点内容，而行动中的人相对而言则处于从属或次要的位置。
以情节为重心的现实依据：
希腊悲剧的内容大多是表现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
‚悲剧应包容使人惊异的内容……能引起惊异的事会给人快感‛。‚情节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成分‛。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
希腊悲剧以情节为重心的两大原因：
原因之一：与希腊人的人生观念直接相关——命运意识。亚里士多德谈论到悲剧时虽然未曾谈到‚命运‛的问题，但悲剧创作与演出的实际使他不得不把与‚命运‛的操控相关的人的‚行动‛作为悲剧摹仿的目的，而性格则只能是那‚附带‛表现的东西。
原因之二：
经典的希腊悲剧之所以这样执著于摹仿人的行动，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悲剧是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庆祭仪式这样的重大场合演出的，因而必须表现那些与酒神所表征的命运观念相适应的‚重大‛题材，而神话题材与英雄故事等更带有象征意义的题材无疑是最恰当适用的和最有意义的。
第三，关于悲剧人物性格。
亚里士多德多有讨论，较集中地体现在《诗学》第15章。
这段话包含三个意思：
（一）悲剧人物性格中的道德品性不应游离于情节之外，而应该通过人物有‚抉择‛意义的行动表现出来。
（二）性格应该‚适宜‛、‚相似‛，意味着性格塑造真实性的要求。
（三）性格应该‚一致‛，这是对悲剧人物性格的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的要求。
第四，关于悲剧的根源。
三个‚不应表现‛： ‚好人‛遭难 坏人‚走运‛ 坏人倒霉
那么，悲剧应该表现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达到悲剧的效果，必须选择那些发生在‚比一般人好‛又与‚我们一般人‛接近的人身上的事情，这些人由于犯了某种错误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
悲剧的根源：好人犯错。——过失说 好人犯错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明知有错而有意去做，属于‚明知故犯‛； 第二种情况是无意犯错；
第三种情况是可能要犯错，但知道真相之后避免犯错。第五，关于悲剧的布局。
在结构（布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两个方面： 一，情节必须具有整一性；
二，情节应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限制。第一个方面：情节的整一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出情节组合精良的优秀的悲剧，应该犹如一个头、身、尾俱全，且各部分互相密切关联、配合得当的活的生命体。
启示：作品的生命力整体性地体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与形式层面相互熔铸、相互统一之中。
卡斯特尔维屈罗——布瓦洛：‚三一律‛ 第六，关于悲剧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剧意在通过悲剧性的行动（情节）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让观众在情感的疏泄中获得心灵的净化（陶冶），使人的情绪或情感向积极方面转化。
‚诗人应该通过摹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悲剧正是通过‚怜悯‛和‚恐惧‛之情的产生和渲泄，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疏泄‛（‚净化‛）（kathasis）一词在希腊文中义涵丰富，既指医学意义上的‚净洗‛和‚渲泄‛，亦可指宗教意义上的‚净涤‛。
悲剧给人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不是为了赞美、崇扬、也不是要消除这些情感，而是为了通过合理的激发、培养和疏导，使人们保持轻松、洁净、健康的心态。因而，‚净化‛的观念内在地包含了某种道德意义。
论文研究思想篇三
摘要：数学是小学时期的一门主要课程，是一种以抽象思维为主的学科。小学生还处于形象思维的年龄段，要想培养他们的抽象思维，需要教师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方法。数形结合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方法，通过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形象的图形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从而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让学生逐步具备抽象思维能力，能够用数学思维来分析与解决问题。本文从数形结合的涵义入手，结合笔者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分析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结合思想的一些具体策略，以其为广大一线数学教师提供一些实践参考。
论文研究思想篇四
[1]杜路敏.浅析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的运用和实施[j].学周刊，2013（22）[2]郑金才.高中数学教学衔接设计[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14）[3]刘术青、田炳娟.转变高中数学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创新意识[j].才智，（8）[4]卢向敏.数形结合方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5]宋玉敏.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的融入[j].新课程（中学），（6）[6]郭飞.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j].学周刊，（6）.
论文研究思想篇五
二战以后，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树起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因而，他企图构建起所谓“人学辩证法”的思想体系，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由于萨特是基于存在主义的立场上探讨个体的人的所谓“总体化”。所以，它即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真正的“补充”。严格地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了从社会历史走向个人的思维线索的话，那么，萨特则是第一个试图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从个人走向社会历史的思维线索。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真研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萨特“人学辩证法”的介绍来把握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走向。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7] 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
[1] [2] [3] [4] [5] [7] [8] [9] [10]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伦敦 1976 年英文版 ,第 27 页 , 第 33 页 , 第 26 页 , 第 27 页 , 第 35-36 页 , 第 44 页 , 第 20 页 , 第 36 页 , 第 47 页。
[6]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 第 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