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

时间:2024-12-19 作者:储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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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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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1.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问题缺少全面深刻的认识,没有处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对领导关注的、要考核的“显绩”比较重视,对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关注不够。比如在农民建房、交通出行、教育卫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关注度和投入力度与群众需求相比仍相对不足。

2.有时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弱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化,慢慢与群众众拉开距离,出现了脱离群众的问题。

3.基层、服务群众不深入,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遥控指挥,电话指示、文件指导,对分管领域出现的问题解决力度不够有力、不够彻底。

4.工作作风漂浮,工作不够务实,强行执行政策多,关心群众需求少,喜欢“和稀泥”。

5.一些单位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而不考虑客观实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奖状一屋子,工作还是老样子”。

6.坐机关听汇报、打电话下指示、发号施令已经成了工作常态,住农村、入农户越来越少了,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7.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持久性认识不足,没有深刻领会脱贫攻坚工作给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没有认认真真将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当前工作的第一要务。

8.艰苦朴素作风、抵制不良风气的意志不够坚定,不能经常在内心深处和群众特别是生活困难群众进行换位思考。

9.深入基层与职工群众面对面的时间少,不愿意到矛盾多、困难多的地方去,只注重自己想了解什么,没有关心群众的诉求。

10.开展工作还没有完全从便利基层的角度考虑,满足于来什么事办什么事,有什么能力办什么事,为基层办事主要体现在给钱给物,真正关心体贴的少,尊重群众首创意识,发挥主体作用还不够。

11.部分工作方式方法与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运用新方式、新载体、新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

12.基层调查研究不深不透,对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掌握的还不够实、不够全面。

13.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平时在办公室呆得多,深入一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少,了解掌握科室、学员队建设情况,主要还是靠材料、电话,还没达到亲知、深知、真知的要求。

14.日常调研了解基层情况,多是浮在表面,蜻蜓点水,对群众实际需求了解的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

15.在日常工作中将更多的精力放大了抓大事、谋发展、作决策上,思想上对党的密切群众的优良作风理解不深刻,虽然经常深入施工一线,但主要是解决改革发展难题,没能抽出更多时间深入职工群众,了解职工疾苦,解决职工实际困难。

16.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机关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很少接触群众。最近几年,也没有花更多时间直接接触基层群众,对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尽了解,慢慢就与人民群众有了距离,没能与人民群众很好地打成一片。

17.不能很好地考虑工作对象的实际困难,没有能够做到把职工群众的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优先考虑的地位,没有能够全力以赴地为群众着想,还没有真正在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比如在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上,了解的就多关心,不了解的就没有主动去帮助。

18.下基层与群众交流得少,没有沉下身子接地气,了解基层群众情况不全面,解决实际问题不及时,对群众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拓思路、出点子、尤其是调查研究不够,出于对分管部门的信任,就交由职能部门去解决,导致与群众的距离渐行渐远,不知不觉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19.工作中力尽所能地为群众搞好服务,但由于长期从事机关工作,下乡的次数较少,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机会不多,接触距离变远,不够紧密,对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怨了解的不多,掌握的不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20.工作中先后接触过一些集体访、越级访等信访案件,因个别群众的不合理诉求和过份要求,对信访群众一度抱有偏见,没有站在信访群众的立场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正确看待和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

21.宗旨意识远没有践行在行动上,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对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工作上群众观念淡薄,看不到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基层鲜活的典型经验学习总结的不够,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指导工作主观意志成份多,为群众想的少、做的少,服务群众,缺乏真功夫。

22.“问计于民”的意识不够,没有完全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想、所需、所盼、所急。

23.随着参加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作环境的变化,与基层群众的沟通有所弱化,对群众的呼声困难了解不够,有时满足于完成服务发展、服务决策、服务落实,对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更多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考虑得不够多、做得不够好。

24.在处理加快发展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上,片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有所欠缺,对于群众关心的脱贫解困,教育医疗、便利出行、住房保障等民生问题上重视不够,没能时刻做到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和检验工作的最高标准。

25.随着工作岗位的改变,与老百姓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不够,不自觉地开始与群众存在距离,导致工作中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简单化处理,没有很好地针对每个问题沉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途径。

26.不能很好的处理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关系,有时产生了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思想误区;对群众的所思所想、冷暖疾苦不那么上心了,久而久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也就淡化了。

27.有始终如一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有时自己内心认为只要落实了上级改善民生的“规定动作”“硬性政策”,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广大群众就一定对党感恩、就一定拥护党的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不好。

28.总认为“为民发展”就要抓大放小,把工作重点放在大项目、大建设上,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了,群众生活就上去了,一切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无论是做决策还是办事情,考虑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多,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考虑的少,特别是深入到社区贫困家庭访贫问苦更少了。

29.平时下乡调研检查工作,尽量做到不打招呼、随机抽查,但是或早或晚都会回到城里,在乡镇居住的少,没有真正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疏远了群众。

30.思想上对“依靠谁”认识不够深刻,有时自认为工作经历多,经验丰富,在碰到困难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请教学习不够,不注意吸取群众首创的新鲜经验。

31.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出现了抽象化、空洞化的倾向,“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有所懈怠,想问题、做决策虽然能够做到出于公心,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追求个人口碑和自我实现的私心杂念。

32.没有完全摆正群众的位置,坚持群众路线思想上有所放松,没有充分意识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没有落实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工作精力用于开会和日常事务过多,用于群众、基层时间不够;在办公室、会议室多,下基层入农家不够;听单位领导汇报比较多,与一般干部及群众接触不够;主观意愿成份多,广泛听取同事、群众意见不够。没有很好地发掘群众的首创精神,没有做到真正把人民群众当老师、当亲人、当英雄,政绩观、群众观有所偏离,过于追求发展,考虑名次,有所忽视民生改善和百姓诉求,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方面力度不大。

33.一切为人民打算的理念树立得不牢,没有把人民群众需求作为谋事、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认为自己在农村长大,对农村情况熟悉,对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非常了解,群众有什么想法不用问都知道,基层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看就明白。

34.主观上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割裂开来,更多的是注重上级的安排,而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意愿的工作做得少,没有真正了解群众的所需所盼。

35.虽然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挤时间、找机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但由于时间有限,过程中很难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逐渐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对基层的情况了解不足、掌握不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有所退化。

36.习惯上认为对党负责是宏观性要求,是硬任务;对人民负责是微观性标准,是软约束,特别是认为自身的提拔、任命、考核主要在上级,群众没有决定权,所以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考核,对上“交账”,而对如何使上级精神落地生根,把要求部署转化为惩治腐败、切身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考虑较少。

37.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每天忙于办文办会、上传下达,忙于各种事务的协调处理,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谈心、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困难的次数少了,考虑问题更多地站在部门的立场上,对群众的需求盼望考虑少了,对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量少了,导致服务群众不够到位,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做得不够好。

篇二

1.存在抓思想不如抓工作具体、抓修养不如抓行动直接的主观思维,没有把强化理想信念贯穿到日常工作中。

2.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网络、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言论不愿反驳,不愿抨击,认为自己不传不信就得了,没必要争论。

3.对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内涵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理想信念缺失的危害认识还不足。

4.有时候存在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对单位未来发展感到担忧、感到迷茫。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习惯于过得去、差不多,放松了对工作的要求。

5.遵守政治纪律态度不够坚决,政治敏感性不强,对党员干部的严管不够,有的干部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甚至捕风捉影;还有的对社会上、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政治谣言和错误言论,不抵制、不斗争。

6.从政治角度去考量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还不够,有时自我摆位还不够正,有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到位,或者主动配合不够,甚至存在办文拖拉的现象。

7.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苗头尚未彻底消除,工作协调中愿意找原区域熟悉的人,讲政治、守规矩的自觉性有待进一步强化。

8.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市决策部署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时间一长就产生疲劳、松劲情绪,存在“挺一阵子就过去了”的想法,思想上、行动上离自觉、自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9.工作不够大胆,怕挨批评、怕担责任,工作胆怯靠后,等领导批示了才干;有的干部存在盲目乐观心理,只盯分管的“一亩三分地”,心存在只要问题没暴露在分管的部门就行的侥幸心理。

10.对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虚多实少,仅仅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个别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我行我素。

11.在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上还没有完全做到不折不扣和坚决彻底。在平时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立足于本地、立足于具体问题的时候较多,考虑地方局部利益比较多,站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宏观大局上考虑问题不足。

12.党组班子始终严格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组建成立了重大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有时过多强调工作效率,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不够广泛深入。

13.集中讨论问题时,党组班子成员有时不能充分做到人人表态,尤其是对他人分管领域的工作很少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决策的质量。

14.对中央的政策、省市委决策部署以及单位党组的决议都能态度坚决,但行动不够迅速,落实不够全面,效果不够理想,特别是在落实中碰到困难时,积极主动协调、想办法克服的少。

15.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理想渺茫、信仰动摇。

16.有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看待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正确分析决定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产生怀疑,只要“实惠”不要“主义”,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17.少数党员与党员干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美化西方现行社会制度,丑化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贬低打压我国现行社会制度和党的领导,用各种手段造谣煽动,蛊惑人心,试图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自信、民族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个人互信,以认同他们那套西式民主,引诱我们走色彩演变道路,实现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

18.一些党员干部面对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没有认真地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多方面、深层次原因,就武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怀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动摇,甚至悲观绝望。

19.一些党员干部被资本主义表面繁荣的假象所迷惑,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以及基本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认为资本主义会不断地繁荣下去,甚至认为是终极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可能的。

20.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利益观、价值观深入到人的信仰层面,与共产主义崇尚的无私奉献理念构成针锋相对的对抗与冲突,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在价值观上出现扭曲,转而崇尚拜金主义,庸俗化为“一切向钱看”,奉行“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动摇共产主义信仰。

21.有些党员干部因此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仰。

22.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政治鉴别力,对优秀传统文化与腐朽落后文化分辨不清,把党性抛到九霄云外,不加分析地将一些封建文化理念奉为人生信条。

23.有的党员干部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内涵理解不深透,对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没有掌握,不了解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中是居于首位的、起统领作用的“纲”,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24.一些党员干部没有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没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坚决纠正偏离和违背党的政治方向的行为。

25.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没有树牢“抓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理念,没有意识到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只注重抓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认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任务,把精力和力量应该全部用在硬任务建设上,不能在党的建设上花精力、用功夫,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是虚的,是软任务,没有必要用智用力。

26.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武装,没有把思想建设作为夺取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胜利的根本要求,忽视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自己的头脑,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

27.有的党员与党员干部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党性观念不断弱化。

28.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没有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思想防线被攻破了,还不明白“党兴我荣,党损我耻”的道理,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对污蔑党的言论,对鼓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想,依然当“开明绅士”、老好人,不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勇于做到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29.有的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四个意识”,为什么要树牢“四个意识”,怎么树牢“四个意识”,一味随波逐流空喊、空叫,人云亦云,态度不坚定,立场不鲜明。

30.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树立政治意识,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利益交换,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内同志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31.有的没有树牢大局意识,没有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占了上风,对上级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符合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自身利益,就积极执行;不符合,就搞选择搞变通,不顾全大局,拒不执行上级的决定,或阳奉阴违,不积极配合的。

32.干工作、做事情考虑自身工作多,与同志协调配合不够,个人服从集体时有怨言。没有把握好“心怀全局,以全局为重,同时要兼顾各个局部”的要求,从全局的角度去对待和处理局部问题的意识不够坚决,各部门间存在以部门问题为重,各党员间存在以个人岗位问题为重的现象与言行,往往是全局服从了局部。

33.对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领会不深刻,在维护核心,拥戴核心,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上,有时唱高调,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

34.对“四个自信”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体系的学习和认识仅停留在抽象性、概念性的层面上,对它的提出背景、内涵、具体内容、发展意义、优势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

35.对道路自信认识不深,只知道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走,知这不多,理解不深,没有从本质上分清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

36.对文化自信不坚定,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不够、理解认识不全面,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有娱乐化倾向。有时不能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误导,对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思维方式、商品、教育等方面过于盲目崇拜和认同。

37.对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缺乏高度认识,没有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有时政治鉴别力和敏感性不强,对负面言论没有做坚决斗争。

38.对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没有形成监管运行长效机制,目标不明、责任不清,方式方法滞后,监督约束机制不到位,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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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二

今天有一个人和我说了一件事情,便是说他无论是午睡醒来仍是早上睡醒都会觉得嘴唇比较干,他觉得这件事情给他形成了特别大的困扰,其实在我看来这不算是什么大事儿。

所以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并且我在醒来那一小段时刻觉得有一点干,平常都没有什么。

在我看来这样的状况原本便是一个很小的细节问题不算什么大的阻止对生活影响不大,喝水和涂润唇膏就可以的。

所以我就跟他表达了一下我的意思,让他不要再太介怀这件事情,并且人原本便是会渴的,偶尔会口干,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即便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由于口干会时间短消失了,根本不会对生活形成什么影响的。

可是没想到他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困扰,所以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最不是问题,可是在他那却成了一个问题,有点不了解。

这便是一个所谓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从这件事上我也明白到了什么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只不过自己不能放下这些执念,根本就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烦恼的。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三

年前单位发生了一件事情,总让我想不明白,把为什么和抱怨挂在嘴边,但是很神奇,看过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么一说法。

“为什么会这样?”与“我能做什么?”,这是我们遇到问题之后常会出现的两种心态。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反应都是自然而发,贴合常情,然而往深里去想,你却会发现,这两种想法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而《问题背后的问题》一书如暮鼓晨钟,用一种清越敦实的声音敲醒了我,让我明白的明白了“提高个人职责意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也有“众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说法,可见群众的力量之大。但是如果试想一下,那些负责拾柴的总是想着拾柴的辛苦,而看火的又不断的抱怨看火的无聊,这把火还能烧的那么旺吗?是的,群众是由我们这样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如果人失去了主观能动性,那群众力量的叠加效果又怎样能体现的出来?为什么一个和尚、两个和尚都有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呢?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职责心的问题,如果个个“和尚”都是有职责心,懂得主动做事的和尚,“泉水”自然是用之不竭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很多人都重复着平凡的工作,而我们的工作,需要一份默默地坚持,还有一份对工作和生活用心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有句话给我的启发最大,就是“把焦点从他人与周遭环境中移转开,聚焦在自我本身如何能做得更好上方,这才是最有益于问题解决的做法。”

是的,相较于被动地期望环境向对自我有益的方向发展,还不如主动地改变自我,实际上,人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我。当我们学会谦逊地生活和工作,为了工作随时准备改变自我的现状,包括思想、潜力、习惯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付出换来的是个人的进步和境界的提升,这将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提高个人职责意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四

唉,人为什么要自私,可我对待事情却这么宽容?生活中的小事,我都不斤斤计较,是的,但为什么有的同学而因为骂了他几句,还强词夺理呢?宽让点,一点事就没了。

为什么有的同学因不小心碰到另一个同学,另一个同学就骂他呢?这个同忍受着这样的待遇还赔礼道歉,也说了不是故意的,但他为什么还是有骂呢?我想了好好几天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呢?

上面的问题都是我经历过的,可能大家也遇到过。但大部分都出于女孩子身上。然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女生就这么小气呢?要是没有班主任我可忍无可忍了。

在一个为什么男孩子都好闹,我虽是一个男生,但我文静大方,帅气的小伙子,我不爱闹,你说,打打闹闹有什么意思?你和我闹 ,我和你闹的,烦人。还是个学生样吗?所以说我交朋友可难了,以班上有几个不闹的,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好吗?有个心里话就闷着,但又不好受,只好只一个女生说说,因为女生都比较文静。

还有, 为什么做体操时,做完一节他们就动动这 ,动动那的,要不是往后退一步,弯着腰,抬着头,捂着嘴笑,你说笑就笑吧,还得这样笑,为什么不正经的笑。

生活有许多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都表现为一个方面——品质,它往往被人忽视,但丑他看的很清楚。以后我们要跟丑说一声“拜拜”。永别了,以后你离我们远远的。

我算明白了,人太宽容了,也不好,你被欺负,你也不能说什么,觉得憋的荒,难受的感觉。但好处多,退一步海阔天空呀!

又为什么我能宽容他人,他人不宽容我呢?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五

去年冬天,我们家迎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嘟嘟妹妹。因为妹妹经常喜欢嘟着小嘴,所以取名为嘟嘟。嘟嘟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对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地,非常可爱。不过,她特别爱哭,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哭得更厉害。这时,妈妈总是给她泡上一瓶奶粉,嘟嘟喝了奶粉便转啼为笑。

一天,妈妈取回一个大大的包裹,拆开一看,原来是妹妹的奶粉到货了。我立刻过来帮妈妈把奶粉一罐一罐地从箱子里取出来。妈妈见我这么热心,笑呵呵地说:“轩轩真是个好孩子!你能帮忙算一算这里一共有多少克奶粉吗?”

这可是轻而易举的事呢!我拿出一罐奶粉仔细观察起来,奶粉罐的右下角写着——净含量900克。我头脑一转马上想到这里有4罐,可以用4×900=3600(克)。

妈妈见我这么快就算出了奶粉的重量,摸着我的头夸我反应真快!紧接着妈妈又问:“嘟嘟每次喝30克奶粉,一天喝2次,一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4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

听了妈妈这连续两问,我头脑里一下子晕晕乎乎的。平常老师教我们,遇到问题要镇定,不能着急,得一步一步解决问题。我迅速平静下来分析题意,这道题的关系式为:奶粉的总量÷每天喝的量=可以喝的天数。我要先算出妹妹一天喝多少克?再算900克一罐可以喝多少天?一个综合算式冒泡似的在我脑海里呈现出来:

900÷(30×2)=900÷60=15(天)

算出了一罐奶粉可以喝15天,4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自然就容易了:4×15=60(天)。

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不错,不错,数学小能手一个!”

今天真开心,我顺利通过了妈妈的数学小测试。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好数学,闯过一道道难关!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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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两半”概念形成的争论、“两半”是否为合适的社会性质表达以及“两半”中的“沉沦”与“上升”等诸问题是其中的核心。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探究、彼此辩难,学术界在许多方面获得共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也得到充分表达,共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沉沦与上升现代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49―09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下简称“两半”)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真理愈辩愈明,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探究、彼此辩难,学术界在许多方面获得共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也得到充分表达,共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大致而言,学术界关于“两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半”概念形成的争论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渊源,聂希斌指出它有着不同的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不存在半殖民地国家,因为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而列宁早在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就表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随后,列宁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型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中国正是这种“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谈到半殖民地的性质和特征时,列宁认为,“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据此作者认定:“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至于“半封建”这一概念,聂希斌则认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现。185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使用了“半封建”一词,“这个国家(指德国)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此处的“半封建”是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意义上使用的。列宁继承了该思想,他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并就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特征作了分析:“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同时,在农民身边已经有了一个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不过,列宁并未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二者结合起来称谓中国。
对聂希斌在此问题上的论证,陈金龙全盘接受。不过,他对聂希斌并没有展开论证的部分进行了详细梳理,即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从何时继承经典作家的上述思想,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两者合为一体来概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他指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出现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但“二大”尚未明确用“半殖民地”来概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认为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经过他的考证,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首先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概念的是蔡和森。关于前者,是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这是中共党人首次从国家地位的角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后,这一概念开始在中共的著作中广泛使用。后者则是蔡和森于同年同月的另一篇文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提出的,文章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至1924年9月,蔡和森在《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一文中,更是有了“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的提法,但没有做具体论证和说明。此后,“半封建”一词均从阶级关系和政治角度来阐释和使用。明确将其用在社会性质上的则是中共“六大”。“六大”在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强调:“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虽然“六大”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有了明确认识,但尚未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1929年,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文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随后的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这一观点占据主导地位。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开始加以使用,此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使用更加频繁。由此作者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自经典作家开始直到1929年2月,‘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使用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首次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之后,经过论战,才为人们所认同和运用”。
1998年第6期的《近代史研究》同时刊登了陶季邑和张庆海与陈金龙商榷的文章。陶季邑认为,早在1926年,蔡和森就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词语,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了比较明确与正确的认识,但他是否为中国首次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尚需探讨。张庆海则在文章中声称,他的商榷是针对陈金龙一文,不过,很容易发现,他的矛头实际上更多地是指向聂希斌。他宣称:“这不是由于笔者发现了新史料证明是他人首先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界定社会性质,而主要是因为笔者与陈先生等人对早期经典作家的论著原文理解不同所致。”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半封建”概念的界定,“均指社会形态,亦即社会性质”。相反,对于“半殖民地”一词,作为最早的使用者列宁,则一直严格加以界定,没有将其用来“表述社会性质”;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对此问题,也是“严格地承袭了恩格斯与列宁的标准”。作者进而推论,“不论两半论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正确与否,我们都不能说它是早期经典作家的创造”。此后,钟兴瑜也撰文指出,20世纪20―30年代社会性质的论战,人们极少在社会性质的意义上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是在国情意义上使用,这场论战与其说是社会性质论战,不如说是国情认识论战。方小年对张庆海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使用半殖民地一词时,已经将其纳入了社会性质的范畴,“正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有显著的半殖民地的特征,我们在界定其社会性质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半殖民地国家与半封建的社会同构,它既可以表明国家的性质,又可以表明社会性质”,也就是说,只有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才能反映出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
李洪岩则通过详细考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的大争论,梳理了“两半”形成 的具体过程。他表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大交锋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最关键的环节”,“而中共承继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线路,将‘封建残余优势说’逐步修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作者还在文中指出,在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是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原文为“我们长久困居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而这个刊物“是否与蔡和森有关系,还待进一步考察”。
大致而言,目前史学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起源的探讨,发表的成果已经具备相当分量。更深一步的研究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在此笔者认为,如果系统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性质争论,将当时各方各派的观点做一学术史的勾勒,以充分呼应现在学术界所做的讨论,明确现在的研究较过去有了多大程度的进步,或许会更有意义。

二、 “两半”是否为合适的社会性质表达

“两半”理论的出发点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因而“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否为合适的社会性质概括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各种不同表述的“资本主义性质说”或“现代化说”。
刘耀认为,半殖民地是指国家地位,半封建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决不能把半殖民地当作一种社会形态。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来揭示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才能说明社会发展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独立形态的社会,而是一种过渡形态。“中国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同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化,决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或混淆起来”,这两种变化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它们开始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半殖民地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这种国家地位的变化不能视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半封建社会”则以19世纪60―70年代为发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引起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才开始向半封建社会过渡。尽管这两种变化“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结合的趋势,但它们并不是一种性质的变化”,也不是亦步亦趋地向同一方向发展。他还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手工业资本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两个部分,它的产生,“并不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建立有很大影响”。这是一种早期的思路。
李时岳是这一时期反对“两半”论的中坚人物。他明确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二者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此后,他又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声称,“两半”论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过程与半封建过程视为不可侵害的统一整体是不恰当的,两者虽有联系,但并非不可分割,“半殖民地主要指国家地位,虽然也包括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以政治统治为前提的。半封建主要指社会形态,它以经济为基础,自然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征候”。陈胜�则更进一步认为不仅“半殖民地”不是社会形态,甚至“半封建”也不是一种社会形态。他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种低级的特殊的类型。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属于从中世纪向现代化过渡的前期社会,从五种社会形态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和殖民主义色彩的,“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他强调,否认或抛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就会模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但如果不视其为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就不能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显然,李时岳等人的核心观点,就是想用现代化取向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向。
还有学者对以上观点进行补充和完善。宋德华认为,“半殖民地”是从国家地位的角度概括社会性质,“半封建”是从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角度概括社会性质,在此定义中,“半”是一个侧重于“质”而不是“量”的规定,只是与其他社会状况区别,而不是定量其状况的程度。两者在概括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互相制约,互相依存。有学者以资产阶级的产生来界定半封建,故以1911年为半封建的计算时间。作者认为。半封建的起点应以封建主义的开始解体为好,即仍主张1840年说。
与反对“两半社会性质说”相对应,维护“两半”地位的学者也给予了针锋相对的争辩。他们大都主张,“半殖民地半封建”两者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实质表达,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纠葛,彼此牵连,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谢本书通过对1930年代的社会性质大论战研究后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既为中国共产党所肯定,也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张磊则认为半殖民地一词并非主要指国家地位,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本质的意义”,尽管半殖民地并非关于典型社会形态的典范定义,但“近代中国社会自身就是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所以半殖民地恰恰反映了它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夸大十分微弱的近代工业的作用,以现代化取代革命,“视之为拯救和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贬低乃至诋毁革命运动,完全是谬误的、脱离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定语,是实至名归”。吴泽在社会性质分期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从1840―1949年的百余年划分为两个阶段:1840―192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时期”;后期则是其“衰落、崩溃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社会的形成时期”。在此基础上,他将前期进一步细化,1840―189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期”,1895―1914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1914―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他认为,“近代中国是不是半殖民地社会已不成问题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带有半封建特点也不成问题”。
作为对前十余年学术界争论的反思,张海鹏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刘大年也表示,半殖民地指民族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重点讲的是对外的一面;半封建指长期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但没有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重点讲的是对内的一面。它们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取消其中的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半”社会性质的讨论趋渐尾声,但仍然不乏涟漪。其中的一个特点是,这些研究成果都大量吸收了以前学术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完善。韩廉批评有学者 在两半问题上过于强调它们的差异而否定其共性。半殖民地强调资本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起的被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或对外独立程度的变化,由于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是“全方位、无孔不入的”,所以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包括了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地位或独立程度的变化,而不仅仅指国家政治地位的改变”。同样,半封建也不仅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着重强调社会形态即社会性质的变化。基于这种考虑,他认为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涵义的界说不失其精辟。张庆海则表示,“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实质上是中国封建主义衰落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与阻力,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它不是社会性质”,但两半的结合,“是一条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变化原因同时人手解决问题的成功道路”。也就是说,半殖民地概念的形成,只不过是“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变化的原因。基于这个考虑,他认为“半”不过是个虚词,并无实际意义,“在史学研究中,还是不用‘半’的方法更科学些”。这是一种折中的表述。
当然,反对的声音仍然存在。杜经国认为,半殖民地涉及的是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与由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性质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世界上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尽管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愈走愈远,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单纯的封建社会”。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就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他还将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社会的界线。㈣他的观点得到了相似的回应。左文华认为,辛亥革命以前,“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所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则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巨大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了统治地位,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中国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赵立人则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仅标志着政权性质的改变(官僚资产阶级代替了封建统治者),而且标志着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掀起)”,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应该是理由充足的”。仓林忠认为:半殖民地说混淆了社会其他属性同社会性质之间的差异性:半封建社会说缺乏社会历史概念内涵的严整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破坏了历史学科体系的统一性和同范畴历史概念的同一性。他认为,半殖民地系指国家地位,“用它作为标尺来衡量、鉴别、确定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显然超出了殖民地自身意义的范围”。如果不指社会性质而将其与指示社会性质的封建社会联用,则容易引起歧义,“势必要误导人们把半殖民地当作社会性质来看待”。同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模糊了五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同社会形态本身在性质上的差别,容易误导人们以为在人类社会五种形态之外还存在着第六种社会形态”。基于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不过,此文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独特性的认识也明显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相关成果日益增多,最近几年,关于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争论又起。虞和平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而且以此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以论述斗争本身为主体内容,现代化研究则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外环境和条件作为研究的中心线索,并把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纳入这一中心线索之中,“由于中心线索的不同,使解释问题的思路亦各有不同”。而现在,随着近年来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日益成熟,在学科理论上逐渐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认同面不断扩大”。而且,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研究。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但龚书铎表示:“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扩展了视野,不失为一个思路。但不能用‘近代’来取代‘革命’,把二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在他看来,“近代化”与“革命”是分不开的,“独立、民主、富强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繁荣富强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条件。不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近代化是‘化’不起来的。”
此外,还有学者欲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比如陈向阳认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形态是社会性质的外在表征和具体化,社会性质则是对社会形态本质内涵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社会性质概念是对社会形态概念的进一步提炼和化约。
总之,近20年来反对“两半”社会性质说的学者,在此问题上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当成“有中国特色”的特例,或许会有更加开阔的思路和视野。

三、“两半”中的“沉沦”与“上升”

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评价,既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又是核心问题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曾有人公开表示“欢迎侵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类似带有殖民史观痕迹的观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1981年3月,李时岳与胡滨首先明确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表述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将两半引申为四个半。此后,李时岳又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作进一步说明,明确宣称,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是向下沉沦,而从封建变为半封建社会则是向上发展。在与汪敬虞的论战中,他强调,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并非与半封建化过程同步,直到《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彻底放弃反抗,才是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这正是国家地位不断沉沦的过程。他表示,如果说向半殖民地的沉沦主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么向半封建的发展则主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共和的形式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颇大作用这一内容。不过,由于他认为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强制拉入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以鸦片战争而不是以中国进入半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为开端。当然,他也承认,正因为中国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进入半封建社会,救亡就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
事后,李时岳对自己的观点又进行修正,他认为,将半殖民地严格限于政治范畴,乃是“为了避免触动民族主义这根敏感的神经”,解释半封建时,又完全回避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从而留下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疑窦”。故尔,他又表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并非历史沉沦的表现,它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促进了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必要为手工业的破产而过于伤感,因为没有手工业的破产就没有电力机的推广”,技术及装备的转移正是帝国主义充当“历 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核心。基于这一考虑,他认为,外资、中外合资及中国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不大,但都优于封建经济而存在,不是沉沦而是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畸形的,但“畸形的发展也是一种发展”。李时岳还曾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失误在于忽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对此进行重新检讨,“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他还怀疑五种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并欲以此构想来撰写新的近代史,不过并未成书。
李时岳的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于推动当时学术界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也有很多学者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极有分量的批评。汪敬虞指出,谈论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时,不区别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或者谈论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时,不结合外国在华的资本,都是不恰当的。但是,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国的民族资本始终只占极小比例,其经济比重不足10%,这样一种格局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向上发展的因素。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林华国认为,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化(或者说半资本主义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主导下进行,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资本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代表“半资本主义化”本质与发展趋向的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外国资本,近代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与半殖民地化在本质上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像李时岳所说的那样“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他指出,李时岳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想用资本主义化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史体系来取代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体系,亦即以近代化史观来取代革命史观。他认为,李时岳将资本主义因素概念转化为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这是在偷换概念。另外,中国社会半封建化的进程,并不是在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之时,也就是中国开始半封建化之时”。两者都是在外国殖民者主导下进行的,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所谓半封建,并不是指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相上下,而是指统一的封建经济体系已经遭到破坏。他反对视外国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观点,“既然先进的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阻碍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展看成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上升因素呢?有什么理由把以外国资本为主导的半资本主义化视为向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过程呢?”外国资本虽然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不能因某个事物所造成的对立面起了巨大进步作用而认为这个事物本身起了巨大进步作用。他认为李时岳还有意把半封建化与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混为一谈。因为事实上,外国资本所代表的发展趋向是与半殖民地化的趋向一致的。
苑书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李时岳的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半封建不能等同于半资本主义,中国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是相互关联的,而中国地主阶级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半封建”支撑着“半殖民地”,而“半殖民地”又制约着“半封建”。因此,虽然中国的半封建增加了资本主义因素,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于半殖民地的局限,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战胜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致使近代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半封建”的“永久化”,而决不是什么取代“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这种早已被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发展趋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沉沦”。
方志钦、赵立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变形态”,判断社会经济结构中,哪一种经济形态占主导地位,不能单纯看百分比,“旧中国小农经济虽然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数量上占优势,然而,控制全国经济命脉,从而也就控制着广大小农经济的,却是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中的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近代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官僚资本虽然有进步、积极的一面,但它依附帝国主义,也出卖国家主权,又与本国封建主义结成联盟,“成了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障碍,所以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总崩溃”。民族资本则“发展微弱”。∞基于这种考虑,很难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上升”的趋势。宋德华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既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是朝着同一个趋向即封建社会形态解体的趋向发展。他否定那种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完全是“历史的沉沦”,因为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社会会以清朝封建帝国为起点,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终点。在他看来,在此过程中,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他称之为“沉沦”、“进步”交叉说,它们互相交织,互相斗争,“‘沉沦’不断阻遏着‘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
张海鹏是此阶段对李时岳观点进行系统批判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倒封建主义统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他表示,“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针对李时岳提出的“沉沦”与“上升”,张海鹏指出,它既有新意,又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说中国刚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很难以说服人”,也就是说,他反对那种认为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的观点。他主张,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达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以后的中国则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的不断成长、壮大,积极向上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虽然消极的因素仍然严重存在,但上升因素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
张海鹏的观点得到史学界的广泛接受,此后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沉沦”与“上升”的时间分割及具体时段的细划。根据对“沉沦”与“上升”阶段的认识,张海鹏又将近代中国的分期做了如下界定: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遽变化做出初步反映的时期;1864―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做出强烈反映的时期;1901―1915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 底的时期;1916―1937年是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力量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1937―1945年日本侵华与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标志着中国社会向上发展趋势的典型事例;1945―1949年是两大政治势力的大决战。
刘大年同意张海鹏的认识,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新事物。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存在,“那既是否定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统治下在黑暗深渊里下沉,也是否定经济基础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推动了中国开始朝着光明的前景行走”。
韩廉表示,“中国的半殖民地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确立于《辛丑和约》的签订”,而其中的多次不平等条约,则使得侵略者“一步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日益丧失主权和独立,向着半殖民地沉沦”。另一方面,“中国的半封建社会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形成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1840年至1894年间的变化,则是半封建社会的开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力量,“开始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同时并存的局面”。甲午战后至中华民国成立之间的时期,则是“中国半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逐渐加强。“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颇大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汪、李双方的观点都表示反对。郭世佑认为,汪敬虞太注重两半之间的联系,而忽略了两者的区别。而李时岳仍将近代国家地位与社会形态混为一谈,“尽管国家地位的变化一般都能引起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但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向,只能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为依据”。且这两个趋势也并非互相排斥,方向截然相反,而有互相影响,方向大体一致。

四、简单的结论

“两半论”的争论具有重大的学理意义。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有简单化倾向,视线过分集中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且常常易于将经济状况与政治斗争状况作机械的、牵强的对应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这种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与怀疑。但是,学术界又不可矫枉过正,将原有的理论完全推翻。毕竟,理论概括“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
李时岳认为两半论“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成为“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根源”。但张磊指出,“两半”的论断,已经为民主革命的实践所验证,不能“彻底破除”,至于补充、丰富和发展则十分必要。如果借此讨论而标榜反对“迷信”,要求“总体反思”和“彻底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实质上是“否定了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混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曲解了思想解放的科学精神,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张海鹏也认为:“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无意间抹煞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把它提升到历史发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关于近代史理论研究的新趋向,陈向阳认为,近世中国现代化研究与近世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研究的结合,二者相互渗透和交融,乃是近代史宏观研究的必然趋势,“近世现代化研究的展开,必然导致有关近世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新认识的产生;而近世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研究的推进与突破,又必然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化理论”。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龚书铎所强调的那样,“两半”理论为恰当的理论根据,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得到毫不动摇的坚持,在他看来,第一,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其中已经包含有争取现代化的涵义,“说近代史的主线是革命并不排斥现代化”;第三,“不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等于不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问题在于如果仅就现代化而谈现代化,不把现代化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就难以讲清楚;第四,中国近代史中究竟是以革命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近代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果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近代史的主线,那么整个近代历史就要重写,就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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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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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饼问题》评课稿

各位老师:

大家好,这次我有幸听了我们组六位老师的课,令我受益匪浅。下面我就对何伟老师上的《烙饼问题》一课作一个简单的点评,说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烙饼问题”是人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数学广角”中的内容。主要通过讨论烙饼时如何合理安排操作最节省时间,让学生体会“在解决问题中优化思想的应用”。

烙饼虽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家务劳动,但里面蕴涵的数学问题和数学思想却是深刻的,教材的编排目的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烙饼的简单事例,让学生尝试从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从而向学生渗透优化的思想,让学生体会统筹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何老师把乍一看枯燥无味的烙饼问题一课讲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他为什么能讲得这么精彩呢?我认为只要是有以下几个亮点:

这节课何老师以“合理安排时间”为线索展开教学,抓住学生好奇的天性,巧妙地设计了“珍惜时间”的谜语揭开话题,引入新课。这样既让学生明白了本节课要学的内容“合理安排时间”,又能很快地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何老师通过出示了一幅烙饼图,让学生分析其中的数学信息。问学生怎么烙,怎样烙花的时间最少,烙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课一开始,何老师很好利用了烙一张饼和二张饼的方法,并提问学生:烙一张饼和烙两张饼的时间为什么一样?使学生初步建立了在烙饼的'过程中,一只锅同时烙两只省时的概念。接着重点与学生探讨了三张饼烙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学生同桌讨论,汇报,演示,进而学生展开讨论,形成烙饼的方案,展示学生的方案,比较区别两种方案的不同点,从而达到方案的优化。

烙3张饼的方法在这里是重点也是难点,把这个问题放给学生讨论、合作、探究,解决了问题,再接着运用表格求4张、5张、……这些饼数的时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题目的难度,有利于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然后引导学生观察表格,展开讨论普通烙法和快速烙法哪一种较方便。“你有什么发现?”,让学生在观察、比较中选取最优方案,最后总结出饼数×一张饼所用的时间=所求饼数的时间,整个烙饼过程层层递进,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新课程倡导小组合作学习,但并非是遇到问题就一定要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何老师的这节课上运用的就是很适当,当烙饼遇到问题时采用了小组讨论的形式,而其他的一般问题都留给学生独立思考或同桌交流,使得小组合作学习真正发挥了为突破重难点服务的作用。

课后一习题中,三个人去餐厅炒菜吃饭问题。何老师再这里讲了应该尊老爱幼,先给老奶奶和小朋友炒菜的情形。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不经意的教给了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在这里也有几点小小的建议供参考:

1、在学生上去演示三张饼的烙法时,可以在烙饼的圆形纸片上编上号,并且在烙完的饼的正面、反面做上记号,这样可以让学生讲述起来更清楚一些。

2、课堂上的语言还可以更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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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八

在这金色九月,气爽宜人,丹桂漂香的日子里,一年一度的质量月悄然而至。

普天之下,质量至上。打造质量基石,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是人生的至高,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语言和心愿。质量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对于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奋斗着。

有一次,我陪妈妈逛街,在一个商店看见两件看上去完全一样的`衣服,但标价差异却非常大,于是向营业员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两件衣服虽然相似,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的布料完全不一样,从而穿上去给人的舒适感也就不一样,好的那件也不易变形掉色。

像这样的事情,细想一下,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当家里装修时,看似相同的木板,看似相同的铝合金,看似相同的地面砖,在质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连我们吃的,看似熟透了的苹果,你用指甲一刮,苹果表面就出现一层薄薄的腊,这些都是对人身体有害的。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们无不处在质量的环境中,例如:食品质量,药品质量,服务质量,空气质量,睡眠质量,产品质量,生活质量等等。

先从食品质量说起吧!

我们学校门口就有许多小商小贩在摆摊,有的同学经不住诱惑,便买来吃。有的食品过期了,同学们也没在意。可回到家,症状全都出来了,一下是肚子疼;一下又拉肚子;吃多了,可能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在买东西时,要认准保质期,生产日期,生产地址产品的合格证等。如果发现过期了,你可以投诉,或者退还。

我在来说说空气质量的问题吧!

我们人类不爱护环境,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砍伐山上的树木,使地上的

白色垃圾增多了。最重要的是,人类无休止地砍伐树木,他们可曾知道,树木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供给人们氧气。使人们能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他们也许不知道,每一棵树都是一个氧气发生器和二氧化碳吸收器。一棵椴树一天能吸收16公斤二氧化碳,150公顷杨、柳、槐等阔叶林一天可产生100吨氧气。城市居民如果平均每人占有10平方米树木或25平方米草地,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有了去处,所需要的氧气也有了来源。瞧:这是一些多么惊人的数目呀!以前,我们武隆有一个政策:退耕还林。意思是说,原来用来种庄稼的不是很好的地,现在用来种树。看,这个政策都是为了让我们周围的空气更好,不是吗?我向全县人民高呼:爱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同学们,质量无时不刻的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吃穿住行,都和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息息相关。

质量关系着健康,质量关系着幸福,质量关系着生命。同学们,让我们共筑质量大堤,共享和谐社会吧!

最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报告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写九

我们经常说,态度决定一切,读了这本书后我的感受是观念决定一切,有时观念小小的差别,就会整个影响事情的发展,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每一本好书都会给人带来很多思考,我从以下几个方便谈一谈读这本书的感受。

一、学会克服小媳妇心态。

刚看到小媳妇心态这个说法觉得很搞笑,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怨妇心态吧,什么都抱怨,总是在喊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样的话,抱怨来抱怨去,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善。与其抱怨,不如想想自我能做什么。这样的小媳妇心态不但对工作和情绪只能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无助于改善现状。原因是抱怨时提出的问题既没有正面用心的作用,又缺乏行动的力量。然而如果从好的方面来想,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是立功的大好机会呀。我们都有选取的权利,并且要为自我的选取负责。既来之则安之嘛,既然躲但是,还不如用心应对。再遇到难题,不如把我怎样这么倒霉换成我面临过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大部分我都解决了。

二、提高行动力。

书中提到,我们应对任务和困难时,最核心的最就应提出的问题就应是我能做什么?遇到任何的状况,先想这个问题。所有的qbq务必以什么或该如何发问,能这一分钟做得事情不拖到下一分钟,把所有任务一口气做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事情早晚都得座,做的晚了,说不定会更麻烦。

三、能改变的只有自我。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特点,优点缺点都就应去理解。我能控制和改变的只有我,所以不要徒劳的管别人,改变自我比较实际。我们经常感觉不到自我正在意图改变他人,不知不觉就白费了力气。我们也不就应试图改变孩子,而是要帮忙孩子成为他们原本就应成为的人。责怪别人,是在为自我推卸职责。真正有职责感的人,不但不会责怪别人,也不会责怪自我,只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书里面还说到一个很搞笑的说法,击败裁判。我得理解是,要让自我强大到别人挑不出毛病。

我们常犯的毛病是,上太多课读太多书,但是不清楚学习的真谛。学习不只是参与,事实上学习是把明白的转化为行动。我也会把读书带来的思考,变化为我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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