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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一
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各国奉秦的政策。
张仪学成之后在游说诸侯之时，花光了身上的钱，一次他被人误以为偷了一块玉，被打了几百下，始终不承认。回家之后，他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着答：“舌头还能打没了？”张仪答道：“这就足够了！”从这件事看出，张仪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可以靠这张嘴去游说诸侯各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后来张仪的得到秦王的重用，帮助秦国从楚国那里得到了许多土地，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楚怀王忽悠得团团转。
在我读了张仪列传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可以都用武力解决，如果用智慧，就可以通过谈判和沟通去协商解决问题。就像张仪一样，可以靠嘴去说服他人，而不费一兵一卒。张仪的外交方法很像现代外交手段，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使用政治手段而非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样才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和平。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二
张仪，是战国时期和苏秦同名的说客，极受秦王宠爱，与苏秦提倡的“合纵”政策不同。张仪提倡的是“连横”政策，即劝说各国与秦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国家。张仪拥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与口才，这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张仪的才华与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张仪的“连横”政策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各国诸侯听取张仪劝谏的原因做出一点分析。
首先，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各国诸侯都担忧秦国会对本国的存在产生威胁，这时对于秦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苏秦主张合纵，即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而张仪则恰恰相反，主张各国与秦国结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张仪是秦国的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秦国有利的，而秦国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张仪游说各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秦国取得霸业。秦国取得霸业，其他诸侯自然面临被征服，从而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说，张仪的建议是将诸侯引向灭亡的建议。他劝说各诸侯时，总是说：“秦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大王不与秦国结盟，那么秦国将会与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大王，夺取大王的地盘，长此以往，大王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大王现在应该做的是与秦国结盟，来保全自己，同时还能与秦国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其他国家，获得利益，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然而，张仪只提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说。张仪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就会暴露，各个诸侯也会拒绝与秦国合作。而站在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与秦国结盟，在短时间内本国不会有祸患，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各国诸侯都怀抱着自私心理，心想反正这个受害者不是我，我还能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总会有一个国家受到侵害。终归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等到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苏秦所提出的合纵政策。唯有与其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国吞并。张仪的花言巧语，在各国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实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用计策把别人推进深渊，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张仪作为秦国的官员，所作所为对于秦国来讲是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但是对于其余各诸侯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各诸侯都是深谋远虑之人，为何竟这样轻易听取张仪的游说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为自己利益的着想，国家亦是如此。不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只顾着本国眼前的利益，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秦国结好，只为获得暂时的便宜，殊不知在为自己的算盘感到窃喜时已经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相信，各国诸侯在日后被秦国灭掉之时，既痛恨张仪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该责怪的又仅仅是张仪吗？我想，最应该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从古开始，人们一直在感叹“人性”这个东西带来的利与弊，多少哲学家甚至专门写书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影响到自己，可是人们多少年来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人性始终像麦田怪圈一样影响着我们，人们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仪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仰天长叹中也不得不感叹张仪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赏，尊敬但不赞扬，这就是我对张仪的态度。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三
古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四
我以为，屈原即使再来一次，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屈原生在楚国，长在楚国，他的心与楚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不能再在朝廷为官，他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刻刻“心系怀王，眷顾楚国”，即使曾想过“退将复修吾初服”，但也依然难敌“井渫不食”时的心恻，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的儒家思想，选择了独立江滨的孤独。
屈原想要的是一腔的鸿鹄之志，是“君明臣贤，国之幸也”，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人这一生，该拼搏时拼搏，在该有的年纪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才不枉活过这一遭。历史那端的屈原，也不想看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被敌人的马蹄所践踏吧！
他，就是屈原，就是那个香草美人，那个选择儒学道路的屈原。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五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六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七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八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九
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刺杀，“节侠”们牺牲了太多太多：太傅鞠武直言进谏，不惜自己放弃全局；田光为明清白激荆轲，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一员猛将樊於期为了得以成功刺秦，献出自己的首级。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刺秦不成，岂不白搭性命？！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卫自己的“义”。
作者：沈萱元，上宝中学七年级。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
我倚着墙，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认真品读着《屈原列传》，穿越历史的长河，再一次认识了屈原这位伟大的人物。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才高气胜，忠而被谤。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纵然是用以身殉国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与赤诚，从不言悔；纵然楚国江山已是岌岌可危，还是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竭力挽回一切，亦不言弃。他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但不被世俗所玷污。那样一种高洁，堪与日月争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愿沦于那墙头的草，只随波逐流。而是近乎偏执地抱着那份骨子里褪不去的清高，直至汨罗江边，他宁用生命保全自己乃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也不愿屈服于现实。
也许是天妒英才吧，满腔的爱国情怀、盖世的才情，却无处施展，始终郁郁不得志，这就是屈原，一个乱世背景下的悲剧英雄。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赤胆忠心，一心为国，却遭到奸佞之人的诽谤与楚怀王的质疑。尽管如此，他仍旧是如白莲般，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
是啊！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这就是屈原爱国理想的写照。权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屈原的高贵，屈原的爱国，屈原的高洁，震撼人心，永垂青史。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二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四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五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六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七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蒙受了奇耻大辱。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
张仪列传读后感（专业18篇）篇十八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