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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节日篇一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
同学们，你们知道端午节吃粽子这风俗的来历吗？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
粽子的品种很多，如：咸蛋黄馅、肉馅、红枣馅和无馅等。我最爱吃咸蛋黄馅的。咬一口，咸咸的，回味无穷。
关于粽子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很好奇。于是外婆决定教我做一次粽子。我们准备了：粽叶、糯米和糖等材料。外婆向我示范了一次，我也一步一步学着做了两个。可是仔细一看，哎呀！这根本不是粽子嘛！这就是一个多角怪物。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蒸粽子要花两个小时，做饭只用半小时呢？爸爸告诉我：电饭煲有压力，而蒸锅没有压力，所以电饭煲快很多。终于，两个小时过去了，粽子出炉了！拨开粽叶，露出又白又嫩的糯米。咬上一口，呀！真好吃。不愧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明年我还要包粽子。
除了吃粽子之外，端午还有很多习俗。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绝对是赛龙舟。我想大家对赛龙舟一定不陌生。但是大家知道吗？关于赛龙舟也有技巧呢。只要大家的动作统一，就是弱女子也能赛过壮汉。
端午节真是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设定节日篇二
;〔摘要〕 费希特的哲学始于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他早期知识学原理的动机与目的最终表现为从“事实行动”的概念入手提出知识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思路。康德与费希特对反思问题的处理大相径庭，费希特正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看法，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是一项重大贡献，它为重新理解反思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自我设定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对今天的哲学研究来说，这些论证需要通过重构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其特点。
〔关键词〕 费希特;反思;自我设定;事实行动;我
一、《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的基本任务与基本问题
上述这条思路通向了第二个关键点。自我-意识，即对自我的意识，不能再像以前的哲学家那样，从已经确定的我出发询问我如何能意识到自己，而是必须让这个“我”本身成为焦点。这个焦点显然是一个比日常的经验性自我更加原初的存在，这导致了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达它，而只能让日常的经验性意识引导我们，去反思性地接近目标。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毫不含糊地确定，那个原初的自我在它最原初的行动中不是反思性地把握到自己的，而是绝对地、直接地设定自身。在费希特看来，康德在第一批判的概念分析论第16节里已经开了个头：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让“我思”成为单纯的、无内容的表象，其背后的纯粹统觉才是被先验地确立为一切综合能力的那个起源。但问题在于，自我意识与统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统觉仅仅是一个先验哲学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吗？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仅仅是一个被发现的先验事实，没有更多的解释，但费希特追问的恰恰是这个事实如何会发生。知识学的真正开端就在于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答。
费希特很清楚，单纯的逻辑操作是没有内容的，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逻辑推理把内容赋予其上。如果我们想从一个分析命题推论出一个综合命题，那其中一定存在诡辩。但什么是综合命题呢？从费希特的表述中可以看到，自我设定的命题是最高的综合命题，因此他要防止的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从a=a通过代换规则来推出“我=我”。他也很明白，逻辑上的永真式只不过是先验哲学论题的一个引导，那些确切无疑的定理或公理（历史上通常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只能用来引导我们的反思方向，让我们发现自我设定活动的结构和设定能力的表现方式。
1）分析命题a=a是确定无疑的，对确定性的承认表明了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设定能力。
3）因为这个判断是主体给出的，因此x是在自我之中设定的。x已经给定。
4）尽管a如何出现及是否出现并未确定，但由于x已经给定，x连接的主词a也必定在我之中，因为x的可能性条件就是主词a。
5）由于x是连接两个词的，主词a和x在我之中已经设定，则由于已知的a=a的意义，谓词a也一定直接在我之中设定。
6）考虑到a是任意的不定物，于是a=a在我之中的设定就表明：在我之中必定有永远等同、永远单一的某種东西，而主体现在除了这个“我”以外不知道任何东西，因此必然存在关联x，即“我=我”。因为它是一切等同关系的前提或先验条件。
7）结论：“我=我”是一个原初的设定行为。考虑到关联x带出了谓词的实在性，原初的那个“我”必定存在（ich bin），而且直接设定下来的“我”也必定存在。
这个论证的第一步表明，从a=a这个单纯的逻辑形式出发，通过反思自身而发现了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新的视角和立足点的，那就是经验意识层面表现出来的一般设定能力。借康德的话来讲，这种设定能力“必定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此对先验能力的探索就有了合法性。通过这个至关重要的引导性转换，我们从逻辑走向了意识的能力。
第二步和第三步是一个反思性过渡。这个反思使得哲学论题从单纯的逻辑形式转变为逻辑形式的内在性，也就是逻辑连结的结构，并把后者凸显为一个新论题。这是对意识能力的思考，不再仅仅关注一般的能力，而是考察能力的具体实现。当我们再一次思考关联x的时候会发现（仍然在经验意识中！），在关联x和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之间，存在着更高层次的关联。这种高层次关联正是设定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条件，我们在此对什么是设定性有了更详细的认识。
这个问题引出了第四步的操作。费希特没有过多纠缠在a上，而是开始考虑关联x本身。x是在经验性意识中确定下来的，x作为连结关系，必然意味着有某物被连结。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某物首先并不需要作为实存（existenz）出现，它只需要作为单纯的逻辑词项，在等式的一边出现就可以了。费希特的论证中从来就没有要求a在内容上被实实在在地给出（其实也给不出），主词a在这里只需要作为逻辑的词项，先天地担保那个x的确定性就可以，a本身的内涵并不需要考虑。
第五步从空洞的逻辑主项a和具有实在性的关联活动x出发，指出谓项a的出现也是必然的。这个谓项同样不具有内容，它和前两者一起构成的是一个具有形式确定性的表达式，所以它实质上也等同于单纯的必然关联x本身，这就是费希特有时也把a=a这个整体叫作x的原因。
第六步是最后的处理，费希特此时反思了关联x的表现方式，也就是从a=a过渡到“我=我”。a本身从形式上看是逻辑主项，从内容上看则是空洞的，也就可以理解为任意的、不定的对象。可是这个不定对象所产生的自我蕴涵关系具有必然性，它在我之中得到设定是一个基本事实。由此可知，“我”有设定同一性关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自身也必然是一同设定的，它导致了关联x。此外，在整个论证过程中，我们通过反思性的引导，最后达到的一个原初事实行动不涉及任何经验性意识内容。这就意味着，这种同一关系在原初状态下依然被设定下来了，而此时必然会涉及到的对象只有那个原初地行动着的“我”。因此当x所连接的主谓项展现为一个具有内容的命题时，唯一确定的形式就必须表达为“我=我”或者“我是我”。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再次审视“发现-发生”结构的意义。作为先验哲学的代表，康德和费希特都看到了经验现象与意识结构中有相反的两个向度。我们从事哲学活动必定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这个探索事实真相的过程本质上是分析性的，是发现性的。既然是发现的活动，就要把给予我们的东西当作具有原初真理性的出发点，在这个层次上谈怀疑、谈论证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反过来讲，这个引导性或启发性的程序只具有开启论题的意义而不具有证成意义，最后的辩护仍然来自原初性。尤其是当我们寻求某种“前逻辑”的东西时，一定要从发生或构造的角度说明它如何能导致逻辑事物的出现。
同样，“我=我”不仅应当理解为蕴涵式，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中的等号或关联x所反映的是直接地、绝然地设定自身内容的活动。整个论证要表明的远不只是一个经验性主体的实存性，而是要追寻并确证一种能够为一切可能的活动奠基的先验能力。这种能力的实现本身意味着一个行动直接产生一个事实并和这个事实绝对统一，而我们只有从这个事实行动中进行反思性区分，才能把事实和本源分离出来。
如果我们理解了前一个回答的要点，那么上述跳跃的不可能性就很明显了。在经验性意识中设定的a=a只是出现在每一次独立的经验中。如果没有对蕴涵式背后的本质必然关联x的注意，那么每一次对a=a的设定之间就不存在共通的需要，它们之间的联合就会被休谟式地把握为主观的任意联系。现在的问题是，我們的确知道有确实的东西在，比如变化中不变的对象，比如我们任何时候都能确认a=a。因此，正如康德必须要在诸知觉现象背后设定一个由实体性范畴所设定的基底一样，每一次经验判断中的a=a所反映出的不变的统一关系也需要有一个表象（即名称x代表的东西）。正是这个统一性的表象x而不是a=a的具体判断活动本身，才担保了经验活动中一直伴随着主体的稳定结构，也正是对这个结构的反思才追寻到了它的创造者，即所谓的“事实行动”。换言之，确定a=a这个等式是一回事，把握到其背后不变的关联性是另一回事，后者需要进一步的反思才能发现，这也是通向“我的绝然设定”这一事实行动的必要条件。
四、自我设定与反思方法的必然结合
大致说来，基于第一原理的重构分析，我们已经能看出费希特在考虑自我设定与反思方法关系的时候采取的视角有什么特征了。
首先，“我=我”是一个必须要论证的结果，而不能够作为理所当然的初始设定。诚然，我的设定能力是在我的每次意识活动中都可以得到验证的。从经验意识的角度回看，我可以明确地知道我具有这种设定能力。但不清楚的是，这种每次都有效的设定究竟是我能够在每次意识活动中都做出的经验性的判断活动，还是我的一切意识活动必然要以这种活动为先验条件才能实现。所以，假如一开始设定了“我=我”，那就不清楚这个等式在最本源层面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再者，如果它不经过论证就肯定了自我的存在，那么这种自我也只能是经验意义上的。而这样一来，甚至通过a=a确定设定能力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只要有经验的我和a=a，直接就能得到“我=我”——但这时它就变成了一句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废话。
其次，“我=我”的本源设定确实是最高的、必要的前提。知识学的整个演绎基于知识的设定者与认识者，即自我。“我”是知识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基础。但这个“我”必须是自身同一的概念。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同一的认知，一切知识也就不存在;而没有自身同一的“我”就谈不上任何其他同一性。
由此可见，费希特的基本洞见在于，某种原初的同一性是哲学思考与论述的起点，然而单纯思考经验事实本身无法让我们回答同一性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反思性操作，这条路线通向了原初自我设定的行动。反过来，作为追求开端的知识学基础工作，这种本源性的自我设定行动也只能通过反思方法来解释。所以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
① 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53页。
②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开头有三条原理而非单独一条。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费希特这里的补充说明，就会明白，他在谈论原理的时候考虑到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它最核心的要点始终是在第一原理上，按照费希特的根本意图来讲，这是他最严格意义上的原理。参见：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0-461页。
③ 比如黑格尔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prinzip一词。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页。
④ ⑤ ⑩ b1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1-523、146-152、628-629、20页。
⑥ 这里所谓的“知识”不仅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涵，也有思想与存在本身的绝对统一性的含义，费希特以及后来的黑格尔都是在此意义下使用wissen一词的。本文中一律写作“知识”只是为了保留和其他中文译本的一致性，但从理解上来说，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知识”都应该较多地从动词上理解，相当于英文里的knowing。
b17 b20 b22 b23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7、8、17页。
b18 虽然“先验阐明”是《纯粹理性批判》b版中增补的对时空的说明，但考虑到感性条件与知性概念在与经验性内容的关系上存在平行关系，范畴作为先验演绎的对象有着和时空形式类似的先验意义。
b19 比如他在《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里的相关论述，见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0、483-484页。这种良性循环完全不同于解释学循环，因为前者属于一种方法论层面的自我诠释，而后者本质上基于主体的存在论结构及其自身理解活动。
b21 在认识论上，费希特把这个等式的重点理解为再次确认时所把握到的“这一个”，而不是对某一个事物的“再次确认”或两次认知中的“同一关系”。我们当然可以质疑这个等号所表示的同一关系是否真的可以理解为蕴含关系，但本文暂且不批判这个理解。
（责任编辑：颜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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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设定一个节日，我要设定一个打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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