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礼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基本要求，它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学会感恩和表达感谢是文明礼仪的重要方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的提升需要从改善文明礼仪做起。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一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
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
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
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
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
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
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等这类问题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二
心象具有深邃的文化哲学内涵，在中医学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以中医学辨证论治过程来讲，心象思维贯穿始终。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其实质是心象理论在中医临床应用的思维过程，整个辨证施治的心象过程可以概括为知象、取象、立象、审象、拟象s个环节，具体而言，辨证施治思维过程主要是基于心象概念中的意象范畴展开的。
1知象
《论衡·卷二十六》:“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圣人根据呈现的不同象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对于各种名称物象需要博学多知。陈梦雷《周易浅述》:“易之义蕴不出理、数、象、占，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为主。易义蕴虽有理、数、象、占四途，但知象则其他三者自然清楚了。以之譬喻中医，知象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就中医而言，知象指明晓熟知中医学的一切名象或现象。
1.1知名象
名象指名称法象《荀子·正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杨惊注:‘名谓指名，象为法象。”法象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是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现象的总称《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中医的名象包括:阴阳五行等哲学名象:脏腑、经络、输穴、肢体、官窍等名象:精神、情志、气血、津液、运气、体质名象:疾病、证候、症状、病因、病机、发病等名象:治则、治法、方药等名象。
1.2知正象
正象指正常的现象或表现。就人体而言，指脏腑、经络、肢体、官窍、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生理之象。摊经正义·十五难》:“四时之脉，谓脉之应乎四时，即旺脉也。春脉弦者，肝为木而主筋，万物始生之初，其脉濡弱而长，是弦之正象，否则即为太过不及也”《医学衷中参西录·治阴虚劳热方》:“故六部之脉皆有和缓，乃为正象。”以脏腑学说为例，五脏、六腑有共同的正象。五脏共同的正象是主“藏精气”，六腑共同的正象是主“传化物”。此外单独脏腑也有正象，如心的正象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
1.3知异象
异象指异常的`现象或表现。如《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六》:‘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非乐之乐。是天之有盲风怪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气之应、异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就人体而言，异象指脏腑、经络、肢体、官窍、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病理之象。如《脉诀新编·序一》:“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因病异象，以象候病，本隐以之显，泛应而曲当，学者其潜心体察，勿自乱其意焉可也。”人体内部脏腑出现病变，必然在外部出现异常的表现或现象《余无言医案及医话·善锄‘诊其脉无异象，不过微大微数，不足以为病脉耳。”说明异象是异常的病理表现，与正象(生理征象)相对。
2取象
取象指获取心象资料。取象即观物取象，是心象思维的重要环节。取象一词源自《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朱熹《周易本义》:“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取象的过程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资料，获得信息的过程。取象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观象与察象。
2.1观象
观象指用视觉器官观神象、色象、形象、态象。观“神象”就是观察“神”的表现。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的体现，具体表现于人体的目光、色泽、神情、体态诸方面，而诊察眼神的变化是观神象的重点。观“色象”包括对体表勃膜、分泌物和排泄物色泽的观察，而重点是对面部色泽的望诊。观“色象”包括观“色”与观“泽”。观“色”指观皮肤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可反映气血的盛衰和运行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脏腑的病证。观“泽”指观皮肤的光泽，皮肤光泽的荣润或晦暗可以反映人体脏腑组织的生理情况和病理状态。观“形象”是观察病人形体的强弱胖瘦、体质形态和异常表现。观“态象”是观察病人的动静姿态、体位变化和异常动作。
2.2察象
察象指察气味之象、声象、言象、脉象。察气味之象，是指嗅辨与疾病有关的气味。疾病情况下，脏腑功能失调，秽浊排除不利，腐浊之气自然而生，故可出现体气、口气、分泌物、排出物的气味异常。声象一词，古有记载《五行大义·卷第四》:‘声象其实，气初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好恶咸发于声。中医学的察声象是指听辨病人言语气息的高低、强弱、清浊、缓急变化以及咳嗽、呕吐、肠鸣等脏腑病理变化所发出的异常声响。声音的发出，不仅是口鼻诸器官直接作用的结果，而且与肺、心、肾等脏腑虚实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听声音不仅能察发声器官的病变，而且根据声音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推断脏腑和整体的变化。
3立象
立象过程包括存象、立象2个环节。即经过四诊的手段将所取病理征象存于心中，然后建立症状心象或症状心象群《张子正蒙注·大心》:‘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视听之明，可以摄物”是描述用感觉器官“取象”的过程。知之量，可以受物”描述的是存象和立象过程。“所受物”，实际是指心可以把感觉器官所摄取的物象存于心中，立为心象。立象可以是单独的心象，也可以是一组心象群。例如《伤寒论》:“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此处的“鼻头色微黑”，是观“色象”所获得的单一心象。假如通过观象获得以下信息:面红目赤，舌红苔黄(色象):咳嗽声重(声象):五日前发病，初起恶寒发热、头痛、无汗、咳嗽(言象):脉滑数(脉象)。此时呈现于主体意识中的是“面红目赤，舌红苔黄:咳嗽声重:五日前发病，初起恶寒发热、头痛、无汗、咳嗽:脉滑数”这样一组症状心象群。
4审象
审象即对于所立之“象”进行详细分析，推究思考的过程“审”有详细分析、推究之意《增韵》:“详也，熟究也”《王右7}g集笺注·为画人谢赐表》:“传神写照，虽非巧心:审象求形，或皆暗识。}}c}7清代徐灵胎在所著铭回溪脉学》特设“审象论”对脉象进行阐述。徐氏认为脉象需要仔细推究分析，才能明辨病证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变化。徐氏的审脉象思维本质上与中医辨证论治的审象思维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徐氏只限定于脉象，而心象思维审象的对象往往是一组症状心象群。
5拟象
指拟定法象(即治法)和拟定用象(即方药)。《周易》所言拟象多为模仿其状之意，因“拟”有仿照、比拟的意思，此外，还有揣度拟定的意思。此处所言拟象为拟定之意。
心象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哲学的一种原创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学重要的临床思维方式。心象理论丰富的学术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发，这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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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三
摘要：目前，随着意义理论探索的深入，无论是英美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还是欧陆语言哲学的哲学诠释学转向，在意义问题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语境化趋势——把意义问题哲学化、人文化为语境问题。但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鉴于此种现状，本文将围绕“意义”的意义问题做一次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关键词：语言哲学；意义；意义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语言哲学的产生，即“语言转向”之后产生的哲学。语言哲学企图对语言作出最根本最深刻的反思，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其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仅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意义理论进行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一、意义释源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不仅是在汉语和英语中是多义的，其它民族语言中的“意义”同样也是多义的。在此，仅以汉语为例作出解释。大体上说来，在现代汉语中，“意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叫做sense，即“含义”的意思，是指各种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指语词、语句、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这里的“意义”范围不仅包括名词，还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连接词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的另一种解释叫做meaning，meaning比sense的内涵要更高一个层次。
二、不同“意义”的意义理论
1、意义的指称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语词是通过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具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并用之命名的那个对象，因此名称和对象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茶水”一词的意义就在于它指称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茶水这种实物。在这种理论中，“意义”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的前面我们所说的第一种解释，而指称论就是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2、意义的'观念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个观念，它将实物与由此联想从而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等同起来。比如，当人们提到“书”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会想到一本本不同的书籍，有精装的和简装的，有古代的和现代的，这都是由“书”引发的种种观念。而观念论就是认为这些观念才是“书”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3、意义的行为论。这种理论是将一个语句或者语词的意义跟引起这个表述的某种刺激或跟由这个表述所引起的反应等同起来。比如当有人高喊一声：“蛇！”那么“蛇”这一语词在听话者身上就会产生反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感到恐慌，那么根据行为论的内涵表述，“恐慌”就是“蛇”这一语词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意义理论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哲学理论，它们各自都可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但又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而且各种理论有其优点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不可超越的意义理论，因此说还没有一种完全一般的意义理论。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语言意义的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2]王冬竹.语境与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院，助教，硕士.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四
心象具有深邃的文化哲学内涵，在中医学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以中医学辨证论治过程来讲，心象思维贯穿始终。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其实质是心象理论在中医临床应用的思维过程，整个辨证施治的心象过程可以概括为知象、取象、立象、审象、拟象s个环节，具体而言，辨证施治思维过程主要是基于心象概念中的意象范畴展开的。
1知象
《论衡·卷二十六》:“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圣人根据呈现的不同象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对于各种名称物象需要博学多知。陈梦雷《周易浅述》:“易之义蕴不出理、数、象、占，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为主。易义蕴虽有理、数、象、占四途，但知象则其他三者自然清楚了。以之譬喻中医，知象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就中医而言，知象指明晓熟知中医学的一切名象或现象。
1.1知名象
名象指名称法象《荀子·正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杨惊注:‘名谓指名，象为法象。”法象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是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现象的总称《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中医的名象包括:阴阳五行等哲学名象:脏腑、经络、输穴、肢体、官窍等名象:精神、情志、气血、津液、运气、体质名象:疾病、证候、症状、病因、病机、发病等名象:治则、治法、方药等名象。
1.2知正象
正象指正常的现象或表现。就人体而言，指脏腑、经络、肢体、官窍、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生理之象。摊经正义·十五难》:“四时之脉，谓脉之应乎四时，即旺脉也。春脉弦者，肝为木而主筋，万物始生之初，其脉濡弱而长，是弦之正象，否则即为太过不及也”《医学衷中参西录·治阴虚劳热方》:“故六部之脉皆有和缓，乃为正象。”以脏腑学说为例，五脏、六腑有共同的正象。五脏共同的正象是主“藏精气”，六腑共同的正象是主“传化物”。此外单独脏腑也有正象，如心的正象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
1.3知异象
异象指异常的`现象或表现。如《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六》:‘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非乐之乐。是天之有盲风怪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气之应、异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就人体而言，异象指脏腑、经络、肢体、官窍、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病理之象。如《脉诀新编·序一》:“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因病异象，以象候病，本隐以之显，泛应而曲当，学者其潜心体察，勿自乱其意焉可也。”人体内部脏腑出现病变，必然在外部出现异常的表现或现象《余无言医案及医话·善锄‘诊其脉无异象，不过微大微数，不足以为病脉耳。”说明异象是异常的病理表现，与正象(生理征象)相对。
2取象
取象指获取心象资料。取象即观物取象，是心象思维的重要环节。取象一词源自《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朱熹《周易本义》:“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取象的过程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资料，获得信息的过程。取象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观象与察象。
2.1观象
观象指用视觉器官观神象、色象、形象、态象。观“神象”就是观察“神”的表现。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的体现，具体表现于人体的目光、色泽、神情、体态诸方面，而诊察眼神的变化是观神象的重点。观“色象”包括对体表勃膜、分泌物和排泄物色泽的观察，而重点是对面部色泽的望诊。观“色象”包括观“色”与观“泽”。观“色”指观皮肤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可反映气血的盛衰和运行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脏腑的病证。观“泽”指观皮肤的光泽，皮肤光泽的荣润或晦暗可以反映人体脏腑组织的生理情况和病理状态。观“形象”是观察病人形体的强弱胖瘦、体质形态和异常表现。观“态象”是观察病人的动静姿态、体位变化和异常动作。
2.2察象
察象指察气味之象、声象、言象、脉象。察气味之象，是指嗅辨与疾病有关的气味。疾病情况下，脏腑功能失调，秽浊排除不利，腐浊之气自然而生，故可出现体气、口气、分泌物、排出物的气味异常。声象一词，古有记载《五行大义·卷第四》:‘声象其实，气初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好恶咸发于声。中医学的察声象是指听辨病人言语气息的高低、强弱、清浊、缓急变化以及咳嗽、呕吐、肠鸣等脏腑病理变化所发出的异常声响。声音的发出，不仅是口鼻诸器官直接作用的结果，而且与肺、心、肾等脏腑虚实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听声音不仅能察发声器官的病变，而且根据声音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推断脏腑和整体的变化。
3立象
立象过程包括存象、立象2个环节。即经过四诊的手段将所取病理征象存于心中，然后建立症状心象或症状心象群《张子正蒙注·大心》:‘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视听之明，可以摄物”是描述用感觉器官“取象”的过程。知之量，可以受物”描述的是存象和立象过程。“所受物”，实际是指心可以把感觉器官所摄取的物象存于心中，立为心象。立象可以是单独的心象，也可以是一组心象群。例如《伤寒论》:“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此处的“鼻头色微黑”，是观“色象”所获得的单一心象。假如通过观象获得以下信息:面红目赤，舌红苔黄(色象):咳嗽声重(声象):五日前发病，初起恶寒发热、头痛、无汗、咳嗽(言象):脉滑数(脉象)。此时呈现于主体意识中的是“面红目赤，舌红苔黄:咳嗽声重:五日前发病，初起恶寒发热、头痛、无汗、咳嗽:脉滑数”这样一组症状心象群。
4审象
审象即对于所立之“象”进行详细分析，推究思考的过程“审”有详细分析、推究之意《增韵》:“详也，熟究也”《王右7}g集笺注·为画人谢赐表》:“传神写照，虽非巧心:审象求形，或皆暗识。}}c}7清代徐灵胎在所著铭回溪脉学》特设“审象论”对脉象进行阐述。徐氏认为脉象需要仔细推究分析，才能明辨病证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变化。徐氏的审脉象思维本质上与中医辨证论治的审象思维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徐氏只限定于脉象，而心象思维审象的对象往往是一组症状心象群。
5拟象
指拟定法象(即治法)和拟定用象(即方药)。《周易》所言拟象多为模仿其状之意，因“拟”有仿照、比拟的意思，此外，还有揣度拟定的意思。此处所言拟象为拟定之意。
心象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哲学的一种原创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学重要的临床思维方式。心象理论丰富的学术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发，这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五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
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
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
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
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
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众所周知，现实经济社会具有多样化、复杂化和非静态化发展的特征，人们不可能通过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就能把握其全部本质及运行规律。人们需要从动态和静态、短期和长期、宏观和微观、历史与现实等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和把握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运行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各自具有其关注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国家、社会“整体经济关系”的考察以及对社会经济本质的揭示，分析问题偏重于运用“历史和现实动态传承”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和探索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充满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单个经济要素”为主体的考察，研究短期经济现象以及探索应对措施，分析问题偏重于运用自然科学的“静态的数学方法”，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关系的结论。总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对经济社会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与研究，最终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主张。无论“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我们认识现实经济社会的理性手段，两者不可偏废或互相替代，都是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认识现实社会、提高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工具。
把两者作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的这种设置是非常符合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对两大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把比较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教学质量的这一教学目标的完成，更是为了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而言，虽然借鉴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人(民)为本”的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诸多矛盾的揭示，关注经济的长期发展、关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理论侧重点，对于解决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解决国内、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诸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如果对理论经济学同时开设的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认识不清，不能均衡的分配课时量甚至缩减或取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不仅使“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改革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大业也是有害无益的。
由此可见，只有理论经济学两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时量的均衡分配，才能保证授课教师在教学方法改革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教学改革目标。总之，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改革和形式改革的统一，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授课教师是这一改革的研究主体和实施主体，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只有打破这种制约，才能最终完成教学改革的任务。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六
一、“经验之塔”的理论要点
一是“塔”基的学习经验最具体，越向上越抽象。它根据不同教材和方法所提供的学习经验的具体程度分类，是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根据教学任务性质选择合适媒体的理论指南。
二是“塔”的分类基础――具体或抽象的程度与学习的难易无关。各类学习经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各种学习途径，使学习者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产生有机联系。
三是教学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抽象，防止“言语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学习间接经验应尽可能地以直接经验作为充实的基础，也要适时引导学生向抽象思维发展。
四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受时空限制。位于“塔”腰阶层的视听教学媒体能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戴尔所谓的“替代经验”，有助于突破时空的限制，解决教学中具体经验和抽象经验的矛盾，弥补各种直接经验的不足。
二、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视听教学论存在的局限性
1.曾经有一位美国教育学者批判“经验之塔”的实际重点是放在媒体的选择上，而不是放在学生的反应上。但是，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应该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主，媒体对现代教学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用来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知识的传输。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随着学生的反应随时改变教学策略。因此，这种只注重“媒体的选择”而不注重“学生的反应”的理论，必然是事倍功半的，也不可能适应个别化的学习需求。
2.“经验之塔”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它强调孤立的.媒体种类或技术，而忽视整个教学过程。媒体论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利用视听媒体特点使教学形象化、具体化，这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接受教育传播等新思想、接受关于教学中使用媒体的新理论。
3.在关于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视听教学论把视听教材看成一种辅助教学工具，置其于辅助物的地位。而在实际应用中，教学媒体已经发挥了远远超出“教具”的作用，但是教具论阻碍了人们这方面的认识。在传统的教学形式中，通常由教师控制课堂教学，新媒体或资料仅是辅助教具或作为丰富教学的手段，而且要根据教学时间来使用。因此，它们对增强学习效果的作用是有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认识到并开始摆脱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试听教学论所带来的一些教学误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集中到教学过程和教学设计评价中，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学媒体的巨大威力，在有些领域，新的多媒体课件已经完全取代教师和课本。由此可见，“经验之塔”理论对本世纪的教育技术发展历程的确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有教育工作者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批判继承的精神对待这一经典理论，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七
弗雷格是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当代分析哲学的先驱。他的意义理论，基本上属于意义的指示论范畴。弗雷格意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他主要通过阐释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指称解释其意义理论。但他从未精确定义“涵义”，只是举例证明。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备受哲学家们的争论。
胡塞尔，德国哲学家。在十九世纪反心理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提出了意向性学说。而为什么反心理主义的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都选择从语言方面分析的呢?达米特认为，排斥心理主义之后，人们很自然地采取了语言转向。如果不能再根据心灵或意识过程来分析思想，就只能通过分析语言思想的承载着，进而认识思想，分析思想。
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心理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意义理论指出，在说话者或听话者心中产生一个联想的心象或观念决定了语词的意义。
弗雷格站在柏拉图实在论立场上，坚决反对这种心理主义。他坚持语言具有它的非语言的对应物。早在1884年弗雷格就提出了著名的整体性原则，孤立的语词不能表达意义，只能结合语境才能得出其意义。弗雷格的整体性原则为抨击指示论指出了方向，为后期意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胡塞尔提出了与弗雷格指称理论类似的有关意向性的中介理论。胡塞尔认为意义可以作为中介来理解意向，这与弗雷格指称论中意义或含义在意向中的中作基本相似。弗雷格认为应把含义当作一种实体。而胡塞尔认为，行为所指向的客体的本体论地位不能决定行为之意向性本质;而行为主体如何设想被意指客体才能决定它。弗雷格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涵义)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是一致的。命题中凡是具有字面意义的存在的语法主词都有一个在思维对象领域，或物理实体领域或心理领域的具体实在的事物或各式各样的抽象实体甚至可以去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物。对胡塞尔来说，意义取决于行为，而弗雷格认为意义就是符号的意义。
二、关于意义指称说，胡塞尔和弗雷格在有些方面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表达式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指代客体，但是客体并非与表达式真正要表达的意义一致，有时表达式仅仅起到桥梁的作用。一个意义最多能确定一个指称物，但是相同的指称物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指称。一个表达式只有在表达意义时，才有意义即使这个表达式所指称的实体并不存在。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分歧。胡塞尔曾指出，有相同的意义的表达式，其指称可以不同。而弗雷格认为，一个意义的指称物是可以变化的，甚至是不确定的。所以，一个表达式有意义，但又可能根本没有指称物。而胡塞尔认为，在表达意义时，无论被指称的客体具有何种本体论地位，或者这个客体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一个表达式都可以用来指称一个客体。而王维国认为“指称论是指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等同于它所指称的东西或等同于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胡塞尔认为，语句的意义和真值(即弗雷格的所谓的思想内容及其真伪情况)也是一种观念存在者，具有普遍者的统一性。与语句紧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层面，即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物理层面是指语句的印迹，声音或图形。而心理层面是指与语句表达相关的表达行为或理解行为。虽然这两方面是实在的，意义通过结合这两方面构成一个语词，但是意义自身不受其影响。丁耘指出“这正和‘红自身’的存在不受‘红的东西’的影响一样。意义属于观念、种，表达(包括物理、心理)则属于实在、个别例子。表达在时间中生灭，意义则是永恒的。”
莫伟民认为，这些差别源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差别。胡塞尔认为，意义是行为的意义;而弗雷格认为，意义是符号的意义。行为指自我对客体的意指。胡塞尔指出，“言语中的表达作用不在于纯粹的词，而在于表达行为汽在此，表达作用显然指表达意义的作用。
三、结语
虽然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分属于两个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但其理论前身都源自与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且都是从语言分析开始，对语言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语词的意义，两人的观点大体一致，但也有些许不同。本文的总结很有限制，没有大量实际证据进行佐证，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之比较论文篇八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
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
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
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
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
四、几点说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
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
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
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
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
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