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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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一

发展历程指历史的发展经过,发展过程的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的出现原因以及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实行改革开放，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社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年前，这里是城郊结合部，大家吃着大锅饭，在区街办事处的领导下，2000年4月成立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从6个人增加到11人，现住居民2704户搬迁农户占70%，常住人口7014人。在这几年的精准帮扶的工作中，社区从原有低保88户，到现在66户，全面体现了“和谐社区、幸福富康”的宗旨。社区党委坚持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利用社区资源共驻共建。社区共有党员169人，设有五个居民党支部，一个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在党员队伍中成立了党员义务巡逻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结对帮扶队等，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了“社区以人为本、居民以社区为家”的氛围。社区党委努力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谋福利，打造“幸福富康”惠服务品牌，建设惠民型社区，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广大居民的认可。目前，老旧小区出新改造，环境变得优美多了，住在这19年的曹奶奶说：“之前很多人把绿化破坏了，种上了菜，让大家出行非常不方面，也影响邻居关第。现在提升改造后，变成了休闲广场，住在这里心情也好了，我们非常的满意。”社区书记表示，居民满意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会开成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提升社区的环境卫生质量。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了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70年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变成了现在活力四射，繁荣富强的中国：中国以前的小渔村现在变成了大都市;以前的小山村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铁路上了青藏高原;南水可以北调;神舟飞船飞上了天;种粮不用纳税;读书可以免费……祖国的日益强大，人民的安居乐业，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自豪。在这里，我要写一篇文章，讴歌祖国的沧桑巨变，抒发我心中那份爱国情感。

在我爷爷的那一代，人们开门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我爷爷奶奶扛东西去县里赶集，光走路就要走上几个小时，卖完东西回到家，天都快要黑了。

在我爸爸的那个时代，村里人一起花钱建了一条路，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人们赶集完回到家里，还可以做晚饭呢。

现在，公共汽车就在我家门前行驶，如果还要去赶集，我想：赶完集回来还来得急做午饭呢。

现在不仅仅是交通变得方便了，人们用水喝水也变得很方便。

我爷爷小的时候，想喝水要到一条河里去挑。据爷爷回忆，那条河离家很远很远，家里人想喝水用水时，要拿着水桶到河里去挑，那条河离家有几公里远，来回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那条河的河水浑浊，挑来的水妖放上几个小时等谁中的杂物沉下去才可以喝水桶上面比较干净的水。

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全村人花钱打了一口井。从此，要喝水用水就不跑到大老远的河里去挑水了。但是，挑井水喝还是不太方便。现在，我们用水喝水可方便啦!只要把水龙头一开，把饮水机一开，谁就会哗哗地流出来，再也不用到河里，井里去挑水喝啦!

从1949年到2019年，我们家乡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从以前每天爬山坡，走泥路到现在每天坐公交车，走水泥路;从以前每天去河里挑水用到现在一开水龙头，饮水机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既然小小家乡的变化就这么打，那我们的祖国岂不是变化更大。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繁荣富强!啊，我为我这个繁荣富强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进一步理解守初心、担使命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就是要让学习教育变成“家常便饭”。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如同家家户户吃家常小炒。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各民族的食俗五花八门、各有风味，提到好吃的家乡菜，似乎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回味无穷。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该像老百姓吃家常小菜般稀松平常。“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修好必修课，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从心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从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我们的家常便饭中蕴藏着健康的秘密，吃对了就是大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些风雨兼程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斗前进的现实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主题活动要注重实效，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精心组织、全员参与，好似烹饪美酒佳肴般令人唇齿留香，久久回味;也可以自学自省、汇报思想，如同烧几道粗茶淡饭，也能更接地气，让人吃得津津有味。

将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炒成一道“舌尖上的中国”。走遍大江南北，尝过山珍海味，最惦记的还是家乡菜，尤其是妈妈做的家常小炒，清爽不油腻，充满家的味道。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是由一位位革命先烈、一位位共产党员用血泪谱写的壮丽诗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的家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更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融入到工作生活之中，强化爱岗敬业意识，矢志追求、努力拼搏，以工作实际彰显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工作中书写壮丽人生篇章。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党员干部要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修好“终身课”，练就“金刚体”，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深学细悟定信念，修好“思政课”，挺起“硬脊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员干部有一副硬脊梁，百折不挠、顶天立地。如何挺起硬脊梁，祛除“软骨病”，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案头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深刻要义。要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手中卷”，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把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工具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修好“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钢筋铁骨，挺起人民靠得住，重任扛得起的“硬脊梁”。

自省自警强党性，修好“检视课”，涤荡“净心灵”。“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省是荡涤心灵尘埃的“清新剂”，自警是抵御外来诱惑的“防火墙”。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考验和重要历史使命，党员干部作为建党治党的骨干力量，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身边优秀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审视思想，清除尘埃;审视言行，撕掉虚伪，审视工作，摒弃不为。要以前车为鉴，自敲警钟，避免出现“昔日观看警示片，而今已成片中人”的讽刺现象，时刻自省自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践实干增本领，修好“实践课”，锤炼“铁肩膀”。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有不少硬仗要打，有不少硬担子需挑，正所谓“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党员干部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强化实践，埋头苦干。把基层当作磨砺品格的“磨刀石”，检验素质的“大熔炉”，增长才干的“充电源”，主动到基层一线“啃硬骨头”、到艰苦地区“涉险滩”，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找到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坚持修好“实践课“，通过实践淬炼，增长才干，锤炼铁肩膀，勇担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疫防汛、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面对飘扬的国旗亿万双眼睛注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亿万颗心灵伴随祖国母亲一起搏动。抬头仰望，发现鲜艳的国旗已在共和国的上空飘扬了半个世纪。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共和国已走过了七十个春秋。七十年前，“洋油”“洋面”还充斥着中国的大江南北;七十年后，许多国产已遍及世界各地。

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把汉代的耕梨插进。

二十世纪的农田;七十年后，现代化机械已开进中国的农家。

七十年前，港澳游子还站在金门望厦门;五十年后，归国侨胞已站在厦门望金门。一样的遥望，却是两样的情形。

七十年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依旧淳朴中隐着聪慧，荒中透着俊季，可再也听不见那血泪凝结的叹息，更也找不到贫贱不堪的足印，再也寻不见你昔日枯瘦蹒跚的身影，麦穗和齿轮构筑的太阳，伸出金色的臂膀擎着一片晴空，逶道而来，斩断阴霾的剑光在普照众生的沧桑。

你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管身边的风云如何的变幻，始终坚定地沿真理的方向勇往直前。你般迎着八面春风，在辐射的节奏里，眺望着更加灿烂的前程。

我灵魂的纤绳永系向你风帆的桅杆;。

我手中的彩笔，永远写你壮重的风姿;。

面对飘扬国旗，血液在奔涌，思绪在沸腾，理想的根须在土里扎得更深。

面对飘扬的国旗，我们已把自己溶入母亲炙热的胸襟。

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总书记又一次在重要讲话时强调学好“四史”的重要性。学习“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只有学好“四史”，于字斟句酌后有所悟，于字里行间中有所得，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成长为人民满意、组织放心、国家需要的优秀干部。

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翻开近一百年的党史，中共党员从南湖红船上的13人壮大为9100多万人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发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征途，宁死不屈的江姐、鞠躬尽瘁的焦裕禄是感动人心的伟大战士……合上书本，细细回味，就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个体勇于献身、集体迎难而上，中国共产党员的队伍才得以不断壮大，党的最高纲领才会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要明白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能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支撑，我将无我，换取“众生皆饱”。

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中国人民敢于和自然斗争，地震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竭尽全力组织救援，疫情面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筑牢防线;中国人民也敢于和敌人斗争，美苏封锁之下科研人员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朝鲜告急之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更敢于和歪风邪气斗争，面对黑恶势力全国人民形成合力重拳出击，八项规定出台全党上下反腐倡廉打虎拍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党员干部要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也要有善于斗争的能力，在工作中历练自身，在“黄沙百战”中练就一副“能力金甲”，实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目标，真正得以“挥剑斩楼兰”。

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党中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奉为圭臬，敢于做删繁就简的“减法”，破除思想观念上的“藩篱”，扫除体制机制上的“桎梏”;勇于做领异标新的“加法”，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给予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高度评价，党员干部要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要培养创新思维，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生搬硬套，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学会转变思路，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其中，学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提质增效，成长为工作领域内的“创新之花”。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成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二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创造变为世界旗帜，而这两个“里程碑”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务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员干部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一方面，要有“务实”的行动，从书本上得到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绝不能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必须要“撸起袖子”“卷起裤脚”，落实到行动中;另一方面，要有“务实”的技巧，要继承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落实过程中精准把脉、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要想预知未来就必须回顾历史。党员干部学好“四史”，从其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就能够看清中华民族未来的路，就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复兴路上不断向前。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二

新中国成立xx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三

201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

70周年。

国庆，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长歌未央，从开启新纪元到跨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关于祖国。

70周年。

发展历程的感悟心得，小编准备了以下文章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五千载峥嵘厚重，七十年锐意新光。岁月漫漫，我们与祖国互相提携，一路行来，每一步共同走过，每一梦共同畅想。中经风雨飘摇，举足维艰，幸而初心未改，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与国同梦。

与国同梦，梦的是外侮尽退，四海归一。曾历经列强铁爪钢牙的撕扯，我们午夜梦回，满心皆是痛悔往日祖国所受苦楚，誓以全副心力，与国同一场盛世千秋之梦!于是前有林则徐逆昏命冒巨险为国塑根骨，后有两弹元勋们数十年拼搏探索为国铸刚强依仗。而生于今日，太平岁月中的我们，亦有尽微薄之力为祖国谋安乐荣光的赤诚之心。抵制辱华之名人、名品，不吝言辞，力驳网络上割裂国土的小人之声。也许我们人微言轻，但与国同梦之心却是百折不改。我们将以最热情的心血，为国织就光明永安的梦想。

与国同梦，梦的是千年渊远，恒久流长。亘古而来的宝贵文化如蒙尘明珠，犹待发现珍藏，我们岂能忘却根本，不与国同一场承先启后之梦?于是前如故伶人名家般对戏曲文化的坚守，后有如林徽因夫妇对古建筑的保护与不弃。而如今我们将传统融于新兴的科技与文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开明的方法革故鼎新，再创中华文化之不朽辉煌，令世界为之喝彩。我们将以敬持守业之志，为国织就历久弥新的梦想。

与国同梦，梦的是盛世大同，百家共乐。祖国救我们于食无饱居无安的苦楚，我们告别往日穷困贫寒，也愿携手更多同胞子民，与国同一场安享和乐之梦。于是前有改革开放的明智之举，后有吉星农职为民温饱的一句，我们用共同富起来如此浪漫朴实的口号表明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衣食之外，亦有美多吉穿越荒原传递家书的无私，乡村教师们舍名利投身教育的大旗，我们扬真善美之德，以拳拳之心为国织就各得其所的梦想。

祖国梦国土之安，文化之传，生民之乐，我们亦与之同梦疆域之定，精粹之承，百姓之幸。这是我们对国家最朴实也最坚定的信仰。梦国之梦，与国同行，我们将于祖国不离不弃，再创辉煌。笃志于国之强，尽心竭力，纵百世磨难，永不悔当初。

正是“我以我梦荐轩辕”。

时间不会停止，脚步也不会停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长歌未央，从开启新纪元到跨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时间节点。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我们肩上的担子无比艰巨，我们肩负的使命无比光荣。新征程上，我们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肩负重任，砥砺前行。

自1949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地砥砺前行，就是这样不可阻挡地奔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70年前，我们的国家忍饥挨饿，缺吃少穿，但哪怕如此，我们的先辈依然负重前行：邓稼先、钱学森等在外留学的精英，回到贫瘠的中国，为我国的国防增添了“两弹一星”;袁隆平老先生的“超级稻”解决了中华儿女“吃不饱”的问题;还有“用命攻下油田”的王进喜，“风雨无阻”地干部焦裕禄……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负重前行，有他们的不惧风雨，使中国在70年披荆斩棘中创造奇迹，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筑牢了基石，指明了方向。

习主席说：“现在是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动力。”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时代里，亿万中国人写下了新的奋斗篇章。这是一千多万人脱贫、一百多个贫困县摘帽的喜人硕果，是复兴号的奔驰大地，港珠澳大桥的跨越沧海，嫦娥四号九天揽月，北斗系统服务全球的壮丽画卷，是南仁东先生深入贵州、秦玥飞穿梭乡间的一步步脚印，是大江南北一个个勤劳的身影，千门万户里飘出的幸福笑声……新的时代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狂雨疾的时刻，但无论是晴是雨，我们从未懈怠，从未退缩。奋进是中国的姿态，是中国的姿态;奋斗，是我们的姿态。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更要有打硬仗，闯难关的坚韧。“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愈进愈难，不进则退的时候。所以，无论你是在田间忙碌的农民买，还是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无论你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还是坚守在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抑或是怀揣“小目标”的创业者，还是日夜为生活奔波的工薪族……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不可或缺的主角。更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肩负重任，砥砺前行的坚韧中国梦才会有活力，未来的中国才更加可期。

如月之恒，如日之开。回首雄关漫道真如铁，感悟人间正道是沧桑，展望长风破浪会有时，在奔涌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我们将继续肩负历史的重任，砥砺前行，不忘先辈的付出，感恩当下的美好，展望无限的未来。脚踏实地，创造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辉煌。

光阴荏苒，物转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70周年，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世界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它已然成为一个领先时代的大国，绽放着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发展的道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哀伤也有喜悦。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先辈们做“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无悔选择，是他们把祖国送进了和平发展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他们曾是科学救国，实业兴邦;曾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斗士40万军;曾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曾是改革开放，不断探索。

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习近平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之一代的。”展望未来，当今社会的我们，生活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里，青少年应不坠青云之志，敢于拼搏，敢于担当，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将命运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我们还需警惕外界的挑战，贸易战始终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应当奋斗，为了从中国梦而奋斗，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终将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变成现实。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索我理想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紧紧抓住同祖国、同时代一起成长的机会，肩负起推动中华崛起，富民强国的中国梦。

李大钊曾言：“青春之人，当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吾辈当将个人之梦想汇入伟大的中国梦中，为祖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自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国在曲折中不断奋进，发展，正是因为一代代先辈与国同梦，为建设国家而献身，钱学森不远万里回国研究原子弹，袁隆平经历无数次失败，研发出南海2号，马云几次创业失败仍不放弃，终于实现阿里巴巴带动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南仁东辛辛苦苦二十余载，换得中国天眼在世界绽放异彩。无数的前辈在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要与国同梦，更要以国为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我们每个人的志向和国家同行，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而当下社会许多年轻人没有高远的志向。只在娱乐中消磨时光，或许他们是畏惧奋斗的艰辛，抑或是担忧失败的苦楚。丘吉尔说过：“真正的成功就是在一次次失败后不减的热情。”不逐梦，无青春，正值青年的我们绝不该把青春过成无味的肥皂剧，而是敢于做梦追梦，用奋斗与汗水谱写与国同梦的不朽诗篇。

正如鲁迅先生给中国青年的寄语：“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份光。”我们欣喜的看到嫦娥4号的指挥室里多数是80后90后的身影;北斗导航研究者的平均年龄仅31岁;我国最年轻院士46岁。承载我国科学发展中坚力量的人们正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而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的伙伴，中国青年当承载起责任，在奋斗中与国同梦。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让我们每一个少年都将自己的梦与奋斗注入伟大的中国梦，与国同梦，铸华夏万世基业!

放眼华夏五千年，秦朝的统一，唐朝的崛起，宋朝发达的经济，元朝广阔的疆土、明朝恢宏的建筑……无一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世界瞩目的奇迹。

而在近代，中国忍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东亚病夫”的称号在头顶挥之不去，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令人胆颤心惊……可中国人并不屈服，“两弹一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一枚枚金牌给了侵略者有力的回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前冉冉升起，庄严的国歌讲述着中国经历的千灾百难，中华民族向世界宣告，东方雄狮已然苏醒，世界上多了一个耀眼的名字——中国!

就在今天，吴斌——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司机，在被铁片击中的剧痛下，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停车。他用生命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他用行动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古往今来，一曲曲悲歌，一个个惊天动地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简单而朴实的信念：我爱祖国。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赤子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用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使它响彻大地。翻开今天的辉煌，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祖国无论从军事、科技、政治，还是从工农生产、体育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的奥运会一举成功，2009年国庆大阅兵，2010年“嫦娥2号”发射成功更是历史性的突破，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绘制出一幅幅宏伟蓝图。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热爱你!

2019祖国70华诞心得感悟。

建国70心得体会。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四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进一步理解守初心、担使命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就是要让学习教育变成“家常便饭”。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如同家家户户吃家常小炒。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各民族的食俗五花八门、各有风味，提到好吃的家乡菜，似乎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回味无穷。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该像老百姓吃家常小菜般稀松平常。“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修好必修课，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从心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从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我们的家常便饭中蕴藏着健康的秘密，吃对了就是大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些风雨兼程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斗前进的现实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主题活动要注重实效，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精心组织、全员参与，好似烹饪美酒佳肴般令人唇齿留香，久久回味;也可以自学自省、汇报思想，如同烧几道粗茶淡饭，也能更接地气，让人吃得津津有味。

将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炒成一道“舌尖上的中国”。走遍大江南北，尝过山珍海味，最惦记的还是家乡菜，尤其是妈妈做的家常小炒，清爽不油腻，充满家的味道。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是由一位位革命先烈、一位位共产党员用血泪谱写的壮丽诗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的家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更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融入到工作生活之中，强化爱岗敬业意识，矢志追求、努力拼搏，以工作实际彰显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工作中书写壮丽人生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五

1、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2、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是扩大地方财力、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3、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

1、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3、传统行业主导地位稳固。

4、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增加较快。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传统服务业多、**服务业少。

2、规模小的多、规模大的少。

3、市场辐射功能弱。

4、政策优惠不够。

1、区位优势。2、工业发展。3、城市发展。

4、市场发展。

思路：“四个坚持”和“三个统筹”。

重点：1、以交通优势为依托发展现代物流业。2、以配套服务为主体打造**商贸圈。

1、抓好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发展第三产业的认识。

2、加强可行性论证，提高我镇第三产业的总体规划水平。

3、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第三产业发展增添活力。

4、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第三产业发展拓宽空间。

5、多措并举，积极营造发展第三产业的良好环境。

6、突出重点，改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促进传统三产和**三产的协调发展。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六

“廉洁政府”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晏子的《春秋与正午》问第二个四个问题：“一个廉洁的长期政府，它能做什么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廉洁政府”主要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以权谋私，公正廉洁。后来,政治”具有政治内涵。孟子认为:"不义之财什么也拿不到，会带来伤害，而且便宜。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港澳回归，一雪百年耻辱;。

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

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中国gdp超10万亿美元，是世界上10万亿俱乐部成员，是日本gdp的2倍。

西气东输，保护环境，扫除雾霾。

南水北调,史无前例。

三峡大坝，世界第一。

西藏天路，世界屋脊上的巨龙。

高铁2万公里，占世界6成。

钢铁产量，世界16亿吨，中国占8亿吨。

中国高速公路12万公里，占世界的52%，力压美国占世界第一。

有六个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世界第一的三峡大坝。

外汇储备n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美国已经太多，所以中国不断减持美元。

其他的例如电脑、电视、冰箱、平板、空调、手机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之类，就根本不用说了。

北京奥运，世界最好的奥运会，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里约奥运会，中国发挥的不好，才得了金牌前三。

北京奥运，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绝对王者。

篮球出现突破——姚明出现了。

刘翔——得了三个金牌然后，忽悠了2届奥运会。

男足曾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

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

中国横扫世界乒坛。

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金牌。

女子网球崛起，金花群芳争艳。

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眼镜。

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

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长征卫星，发生成功率、有效载荷都是杠杠的!

嫦娥工程，把飞船发射到月球。

天舟货运飞船，为太空站提供补给。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

两弹一星，国之重器。

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天河二号计算机，曾经的第一，现在的第二。

量子卫星墨子号，世界独一无二。

探索一号深海科考探测器船，探寻水下五千米的秘密。

大型客机(c919)，世界第三。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31次赴南极，踏遍世界五大洋。

辽宁航母，大国霸权。

东风21d，专打航母的弹道导弹。

中华神盾，数量占世界第二。

预警飞机，从进口到出口。

四代重歼，世界第二个能造四代重型歼击机的国家。

大型运输机，战略运输。

自造航母，百年梦想终成真。

欧洲野牛，落户中国变中国野牛。

双体穿浪导弹艇，世界上第一种双体穿浪军用船只。

万吨大驱，世界只有2个国家能独自建造万吨神盾舰。

战略核潜艇，和平捍卫者。

和平方舟，世界唯一的专用医院舰。

东风41，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才有的陆上机动式洲际导弹。

机动登陆平台舰，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有的半潜式运输舰。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认为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定调。习近平将改革开放定在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40年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处于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同的历史地位。事实上，这与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站起来，因为在此之后，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的40年则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8843美元，已接近发达国家1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准。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是可以跟建国相提并论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更好、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更成功、人民的获得感更高更强。

同时，习近平也全面地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正是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跟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现的路径上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呼应。对外开放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全面开放。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步开放措施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先摸着石头过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加以顶层设计，统筹兼顾。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迈上新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这个指示既高屋建瓴、又高度自信有底气。这对中国如何改革做出了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也可以说是这次报告的点睛之笔、精髓所在。

习近平讲到，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本上来讲，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老龄化、国际外需疲软、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因此，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充分挖掘制度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扩大开放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今后的对外开放该怎么改?党的十九大已经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划。今后中国的开放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今后的开放中，应该改革丰富我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我看来，不应该把出口的主要目的国过于集中在美国和欧盟，而宜扩大到其他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同时也应该扩大对金砖五国中的出口。同时，积极推进中国自贸区的建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的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宜有所侧重，由于中国跟东盟十国经贸联系比较紧密，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做好与陆上丝绸之路在产能方面的合作。

再次，在对内改革方面，应着力于区域经济建设，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带动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最重要的两个区域性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金融、产业、科技为一体的新型湾区。而雄安新区应该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高端服务业为主的新型智慧城市群。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及：“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砥砺奋进的努力中获得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后在贸易全球化中占了很大的便宜。对此，我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观点，因为中国加入wto不只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更多的是给全世界的人民，特别给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低的物价，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其实比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高度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做出一个模仿的、典范的例子。中国的许多经验，甚至是以前走过的弯路都值得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当然，更多的中国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用自己的努力探索出一条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一条光辉的道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第三，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积极主动正面地推进贸易全球化，倡导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进口，推进深度的全面开放。这些都有大量铁的事实来推进贸易全球化。所以，习近平所强调的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或者口头上，而是真正大力地付诸了行动。中国以自己对贸易全球化的贡献对构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同世界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第四，中国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表彰大会上，有外国人士出现在100位改革先锋当中。这说明中国努力推进贸易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不是闭关锁国的发展，而是一个高度开放、海纳百川的发展。中国不仅本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也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的乐园。这些从中国的投资数据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东道国。外商对华的投资占到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5%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开放不仅惠及本国人民，同时也惠及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七

7月9日、15日，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委领导班子成员、厅级干部、委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委属事业单位班子成员以及离退休老干部160余人，分五个批次参观了“数字云南”展示中心（以下简称数展中心），并在参观结束后开展深入讨论，找差距谈体会抓落实。

通过参观学习和讨论交流，大家认为，数展中心联通了省内最具特色、最先进的生产系统、实时数据和一线现场，配合讲解员详实而生动的解说，真实、直观、生动地展现了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呈现了“数字云南”建设的最新成果和亮点。在现场解说员的指引下，通过参观水电智能生产和智能调度、云内动力数字化发动机、农产品质量追溯、云花交易、边民互市、跨境物流以及一部手机办事通、办税费、游云南等数字化应用平台，大家深刻感受到我省数字农业、智慧旅游、数字政务、精准扶贫等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与进步，倍感鼓舞和启发，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大家纷纷表示，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是云南经济换道超越、换道领先的关键风口，要及时转变思路、开阔视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做“数字云南”建设的响应者和参与者，要以只争朝夕、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数字云南”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开动脑筋、深入思考、潜心研究、合力推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省发展改革委将秉持“奋斗不停步，实干开新局”的工作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好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强化协调，主动服务，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抓落实。

一是推动全省“新基建”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基建”既是立足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更是面向长远，构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之基的关键之举，抓不住“新基建”的机遇，就没有云南的未来，将坚持以市场为主体，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聚焦建设国际通信枢纽、补齐传统基建短板、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围绕谁来实施、钱从哪里来、效果是什么、什么时限完成等环节精准发力，推动云南新基建“4新”工程的4大重点领域22项具体任务665个项目落实，为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新引擎。

二是推动“双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标“双十”重大工程中有关“数字云南”建设要求，集中全力抓好智能电网建设和5ｇ网络全覆盖建设工作，加强与电力、通信和信息技术等部门和相关企业沟通衔接，推广“云大物移智链”和5ｇ技术在电网中的应用，实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网项目，加快5ｇ网络建设和网络提速，“十四五”期间实现全省州市、县区5ｇ网络全覆盖，深化5ｇ技术在民生领域、跨境电商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三是推动“上云用数赋智”。深化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紧密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搭平台、聚合力、优服务，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动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以及供给需求、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营造“携手创新、共抗疫情、转型共赢”的生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入心入脑，积极邀请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发展、5ｇ和区块链技术应用及推广等方面，结合国际、国内各省市的经典案例和云南经济发展需求，对全省各级相关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开展线上培训。

四是推动产业互联网建设提速增效。以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目标，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一、二、三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深度融合，通过加强产业资源数字化建设、融通产业创新要素、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有效提升企业发展能力，加速实现产业由资源型、粗放型向创新型、集约型转变，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五是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聚集区试验场建设。发挥省区块链中心载体作用，重点推进“区块链+教育、+医疗、+司法存证、+版权交易”等项目建设；通过省区块产业链联盟，积极开展“云南省区块链中心走进州市、走进厅局”系列活动；联合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等官方主流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推进“区块链+”技术在云南的广泛应用，促进区块链技术在云南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八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九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一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二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党员干部要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修好“终身课”，练就“金刚体”，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深学细悟定信念，修好“思政课”，挺起“硬脊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员干部有一副硬脊梁，百折不挠、顶天立地。如何挺起硬脊梁，祛除“软骨病”，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案头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深刻要义。要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手中卷”，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把党章党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工具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修好“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钢筋铁骨，挺起人民靠得住，重任扛得起的“硬脊梁”。

自省自警强党性，修好“检视课”，涤荡“净心灵”。“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省是荡涤心灵尘埃的“清新剂”，自警是抵御外来诱惑的“防火墙”。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考验和重要历史使命，党员干部作为建党治党的骨干力量，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身边优秀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审视思想，清除尘埃;审视言行，撕掉虚伪，审视工作，摒弃不为。要以前车为鉴，自敲警钟，避免出现“昔日观看警示片，而今已成片中人”的讽刺现象，时刻自省自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践实干增本领，修好“实践课”，锤炼“铁肩膀”。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有不少硬仗要打，有不少硬担子需挑，正所谓“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党员干部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强化实践，埋头苦干。把基层当作磨砺品格的“磨刀石”，检验素质的“大熔炉”，增长才干的“充电源”，主动到基层一线“啃硬骨头”、到艰苦地区“涉险滩”，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找到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坚持修好“实践课“，通过实践淬炼，增长才干，锤炼铁肩膀，勇担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疫防汛、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三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四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公司”，“集团”）于1988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2318和601318。

中国平安的企业使命是：对股东负责，资产增值，稳定回报；对客户负责，服务至上，诚信保障；对员工负责，生涯规划，安居乐业；对社会负责，回馈社会，建设国家。中国平安以“专业创造价值”为核心文化理念，倡导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以追求卓越为过程，形成了“诚实、信任、进取、成就”的个人价值观，和“团结、活力、学习、创新”的团队价值观。集团贯彻“竞争、激励、淘汰”三大机制，执行“差异、专业、领先、长远”的经营理念。

中国平安的愿景是以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为支柱，谋求企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企业各利益相关方创造持续增长的价值，成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和百年老店。

中国平安通过旗下各专业子公司及事业部，即保险系列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寿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产险）、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险）；银行系列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平安产险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平安小额消费信贷；投资系列的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信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及中国平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平安证券（香港））、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资产管理）及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香港））、平安期货有限公司（平安期货）、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陆金所）等，通过多渠道分销网络，以统一的品牌向超过7,400万客户提供保险、银行、投资等全方位、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国平安拥有约49万名寿险销售人员及175,136名正式雇员。截至2012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达人民币26,449.99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467.62亿元。从保费收入来衡量，平安寿险为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产险为中国第二大产险公司。

中国平安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中名列第100位；美国《财富》杂志“全球领先企业500强”名列第242位，并蝉联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除此之外，在英国wpp集团旗下millwardbrown公布的“全球品牌100强”中，名列第78位。

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拥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中国平安遵循“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的管理模式，在一致的战略、统一的品牌和文化基础上，确保集团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中国平安拥有中国金融企业中真正整合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平安全国后援管理中心是亚洲领先的金融后台处理中心，公司据此建立起流程化、工厂化的后台作业系统，并借助电话、网络及专业的业务员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标准化、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通过业界首创的客户服务节及万里通、一账通等创新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中国平安以“专注为明天”为公益理念，致力于承担社会责任。在依法经营、纳税的过程中创造企业商业价值；在社会中尽到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在环境、教育、红十字、社群等公益事业中。在环境公益上，继续推动“低碳100”项目，2011年全年，在mit移动展业平台、寿险及信用卡电子单据方面的使用推广，共节省纸张约511.7吨，同时，还节省了1800逾万次的邮递寄发成本；在教育公益上，基础教育方面继续推进“支教行动”项目，平安已规划援建了超过百所希望小学，已有5，362名平安希望小学学生，共计获得289.95万元中国平安希望奖学金；高等教育方面继续推进“励志计划”项目，已有3，905名高校学子，共计获得1，409万元的励志计划论文奖、奖学金、创业大赛奖金；红十字公益方面，连续十年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无偿献血量3，675余万毫升，并为逾25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无偿提供了保险保障计划，捐赠保额累计超过9亿元；社群方面，2010年，中国平安成立了由50万名内、外勤员工组成的“员工志愿者协会”，广泛开展志愿者活动。

中国平安因此获得广泛的社会褒奖：连续十年获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连续七年获评“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连续六年获评“最具责任感企业”，三年获评“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杰出企业奖”。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五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戏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闪边，其声腔曼妙委婉、韵律动人；其人物形象饱满、鲜明生动；其故事感人至深、脍炙人口。戏曲纵横古今、博雅通实、韵律无穷，是一门品赏不尽的艺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谣。如果说戏剧史西方的歌谣，那么戏曲则是古老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史上的优美歌谣。然而，中国戏曲这么博大精深的艺术，或许是因为太古老太遥远，竟没人说得清楚它究竟起源何处。关于戏曲的起源，有一下几类说法：其一，起源于宗教仪式说。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戏曲的形成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他在《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个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仍然还活跃着。”其二，起源于原始歌舞说。这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说法，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原始时代的歌舞虽具有模仿性质，但它的宗教性质却决定了它并非审美静观之物，不是纯粹的表演，还不能成为“戏曲”。不过它一初具戏曲的前期形态了，中国戏曲就酝酿于这种原始时代的歌舞中。其三，起源于古代宫廷优人说。戏剧只能活在舞台上，没有演员的当众表演，也就不会有戏剧。上古宫廷的俳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他们或笑谑，或歌舞，或弹奏，以供人主之笑乐，所以不少古代学者视之为“优戏之始”。优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最早的专业演员，他们为中国戏曲的发展积蓄了深厚的底蕴。其四，起源于傀儡戏说。早在戏曲正式诞生之前，傀儡戏就已在我国广大地区普遍流行，是深受群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因为傀儡戏是以演绎人物故事为职，故被称为戏曲之源。戏曲的起源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同时也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到汉代，“百戏”开始盛行。“百戏”不是指一种单一的艺术形式，而是熔汉时杂乐和各种表演艺术技艺为一炉的综合体，是盛行于汉代广大社会，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音乐艺术形式的总称。“百戏”又称“角抵戏”。《东海黄公》就是一出古老的角抵戏，演的是秦朝末年善施法术的黄公到东海区降服白虎却法术失灵被虎所杀的故事。在《东海黄公》的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情节，有特定的服饰、人物、情节冲突和既定的结局，这显然已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出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因此，这出古老的艺术也一度被许多学者看做中国戏曲的雏形。汉以后的魏晋六朝一直到隋朝都盛行百戏，百戏的发展为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戏曲萌芽的摇篮。

迈入唐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表演模式——弄参军。弄参军得名于表演的角色，“参军”属于官职的名称，是当时的芝麻小官；“弄”是古代百戏乐舞中角色扮演或节目表演的代称，如汉代百戏有“弄丸”，唐代有“弄参军”、“弄兰陵王”等。弄参军将两者结合，成为唐代戏曲的专有名词。弄参军的内容是提前准备、精心安排的。弄参军既风靡于宫廷，又流行于民间；既有男演员，又有女演员，如周季崇和妻子刘采春都擅长演的弄参军《望夫歌》。据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宫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除了正式的参军戏，还有一些参军戏的延伸。

之后，出现了庙会和瓦舍，它们为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使其拥有固定的场所、稳定的观众和专业艺人群，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宋代出现的宋杂剧标注着戏曲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宋杂剧主要流行于都城以及繁华的商业城市，如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在北宋时期，杂剧没有明确的范围艰定，它不仅继承了唐代的“参军戏”，还广泛吸取各种表演艺术的技法，因此包含了傀儡戏、滑稽戏、角抵戏等，如《目连救母》就是其中精彩的一出。宋杂剧的演出形式有着生动活泼的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大致分为“滑稽戏”和“歌舞戏”两个类别，它们表现内容的方法各异，题材丰富。其中，“滑稽戏”所占比重比较大，《宋官本杂剧段数》中的280个剧种中，绝大多数都是滑稽戏。而歌舞戏在宋杂剧中则居于突出的地位。宋杂剧在开始的时候上演一段歌舞，表演一段生活中的俗事，称为“艳段”；然后再上演正杂剧，通名“两段”，可以是一段滑稽戏，一段大曲；最后是开玩笑式的小节目“杂扮”。金灭北宋后，继承了北宋的杂剧，称为“金院本”。金院本和宋杂剧名异实同，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金院本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域色彩，是金朝在燕京（今北京）定居时形成的北方派杂剧。金杂剧是宋杂剧向元杂剧转化的渡口，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性发展。

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时产生于元代的文学主题。我们常说的中国三大文学体裁“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名翁灿烂辉煌的长卷中最为绚丽的篇章，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虽然杂剧和散曲合称元曲，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元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民间艺术发展而成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虽然说中国戏曲的源头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中国戏曲成熟与繁荣的标志，却都一致公认为元杂剧。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点。元杂剧在金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演变、形成的过程，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到了元代初年才趋于成熟而与原来的金院本有了显著的区别。二者继承的关系可以从其剧目上看出一二。不少杂剧就是把金院本加以丰富或改编而成的。如《太湖石》、《打球会》均取材于同名的金元本。此外，从杂剧的角色行当以及歌舞、表演、念诵等各种表演形式等方面，也不难看出其与金院本一脉相承的关系。元杂剧在形成的过程中还广泛吸取了其他艺术的成就和特色，如宋金时期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就对元杂剧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舞台艺术方面，特别是在曲调的音乐和声腔形成方面，元杂剧还充分吸取了北方各民族的民间歌舞及各种百戏等因素。同时，在金元时期，在北方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民和汉族人民杂居，这对于元杂剧能够融合各民族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接受各民族音乐和歌舞的影响，以形成元杂剧的戏曲声腔，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唱。元杂剧主要有三个角色，即正末、正旦和净。元杂剧一剧一角色，由正末演唱的成为“末本”，由正旦演唱的称为“旦本”。此外，还有外旦、贴旦（女配角）、外末、副末（男配角）和杂（有孤、驾、卜儿等）。元杂剧“一人主唱”——即在旦本戏中，正旦一人唱，在末本戏中正末一人唱，分工十分明确。元杂剧综合了丰富的文学和动听的音乐，继承和发展了说唱艺术，同时表演中也不乏滑稽和舞蹈。可以说，元杂剧是一个朝代的戏曲，它随着元代的兴起而孕育，伴着元代的发展而繁荣，最终随着元代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元杂剧具有空前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时期，标志着戏曲的成熟，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元杂剧的逐渐衰落，南戏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到了元末明初，南戏发展更加迅猛，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传奇。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传奇渐渐繁荣和成熟，成为继元杂剧之后戏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传奇”一词来源于唐代对奇异荒诞小说的统称，自元代起，“传奇”一名指称戏曲，宋元南戏、元杂剧都曾称为“传奇”，自明代以后，则多之明清两代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作品，寓意着具有传奇性和新颖性的特色。至今，戏曲学界对于传奇的指称范围尚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传奇包括元末南戏，有的认为传奇可追溯到昆腔......可谓众说纷纭。明清传奇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等一系列因素，都促使传奇进入繁荣时期。这时期，传奇不仅创作人才辈出，各种优秀剧本更是争奇斗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局面。明清传奇的舞台艺术在南戏、北杂剧和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显著的进步。在面部造型中，分为俊扮和丑扮，并用各种各样的脸谱色彩来区分不同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传奇演出注重场景的布置，充分运用简易的道具和写实的灯彩，达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需要特别强调的事，传奇突破了杂剧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的体例，使《西厢记》那样五本二十折且部分突破一人主唱格局的剧本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稳固。同时，传奇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南戏的结束，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称谓的变更，更在于体制上已有很大的变化。明清时期常演内容复杂、人物众多的大戏，增加了许多新型人物，传统角色行当就分化、派生出新的角色，明清时期的角色行当没有改变以生、旦为主的体制，在角色行当的分工上趋于细密和合理，更专业化，表演的程式化加强。纵观明清传奇，传世作者八百多人，作品存目有两千六百种左右，保存至今的作品有六百多部，真可谓是繁盛一时。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作品是历史剧，出现了“南洪北孔”两位伟大的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明清传奇的崛起，不仅在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遍地开花的民间地方戏曲也有深远影响。

近代，各个地方剧种涌现，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纷纷走上历史舞台。戏曲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国戏曲如一枝春意盎然的红杏，蓬勃着生命和活力。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六

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为“中国平安”，a股证券代码为“601318”，成为a股第二保险股，申购平安ipo所冻结的资金达到1.1万亿人民币。其a股发行价为33.8元，最终发行规模为11．5亿股，募集资金388．7亿元，不仅成为a股市场发行价格最高的金融股，还创下有史以来全球最大保险公司ipo，网上申购中签率仅为2．3％。

2006年。

2006年8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深圳商业银行89.24％股权，取得一张全国性的中资银行牌照。尽管此前平安集团已控股平安银行（原福建亚洲银行），但由于种种政策原因，平安银行终究改变不了“外资银行”的身份。由于深商行拥有银监会授予信用卡业务许可，故收购深圳商业银行将为平安集团提供涉足信用卡业务的理想机会。

2005年。

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平安健康险公司成立。

2004年。

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公司股份名称“中国平安”，股份代号2318，目前市值已逾100亿美元。随后，中国平安相继入选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成份股，及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11月，公司又因上市运作的上佳表现，荣获全球著名的《投资者关系》杂志（investorrelationsmagazine）颁发的2004年亚洲区“新上市公司最佳投资者关系”奖。

2004年2月19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平安与汇丰联合收购的福建亚洲银行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同年，平安银行获准将总行迁至上海，并设立福州分行。

2004年12月1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过中国保监会的验收，核准开业。同年9月，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准筹备。

2004年9月17日，中国平安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技术中心项目工程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银行卡产业园区开工奠基。

2004年11月10日，平安人寿行销支援管理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结合公司业务流程和it业务系统，通过事件提醒、新闻公告、查询中心、行销支持、早会经营、互动园地六大模块，建立与实际业务运作紧密结合的网上专业服务平台，为营销队伍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援。

2004年12月11日—12日，在两年多建设和准备的基础上，平安it系统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保险企业“it灾难快速恢复”演习，此次演习共投入专业技术人员100多人，历时28小时，经过30多个机构用户验证显示，所有恢复工作顺利达标，标志着平安it已经初步具备了应对重灾的紧急处理能力。

2003年。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2月14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完成分业重组，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集团公司控股设立平安产险、平安寿险、平安信托和平安海外投资，平安信托依法持有平安证券股份。

服务迈向全球化。8月，中国平安将全球急难援助服务、急难援助特服电话95511全面升级，平安客户海外遇险时直拨平安95511，即可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全球急难援助服务。这是国内首次实现特服号码海外直拨。

独家承保国内投资额最大的合资项目。2月，平安产险独家承保国内目前投资额最大的合资项目——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一揽子保险，总保险金额超过31亿美元，保费超过1900万美元。

2002年。

2002年10月8日，汇丰集团（hsbc）与平安正式签署《认购协议》，以美元6亿元（约人民币50亿元）认购平安10％的股份，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壮大。这是国内金融业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作为战略投资者，汇丰集团还将在管理和技术方面与平安进一步合作。

2002年6月27日，继平安大学成立（工程奠基）之后，平安—loma学院正式成立，这是loma与其会员公司国际化合作创办的第一个学院。同月，平安与limra合作，引进礼贤业务员甄选系统（lass系统）。

2002年10月19日，平安信托投资公司新产品“卓越汽车消费贷款集合资金信托”面市，迅速销售一空。标志着平安信托成功迈出了通向高价值客户金融服务市场的第一步。

2001年。

平安的集团改革方案正式获批，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月28日，平安金融大学正式奠基并获博士后工作站资格。平安首届中级管理干部培训也于8月3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圆满结束，此次培训人数达800多人，新时期公司的干部成长机制正式启动。

3月13日，平安首家推出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填补了国内团体保险市场的空白。

2000年。

平安3a客户服务体系初步建成。7月18日，平安全国电话中心95511在苏州开通，并力争三年内建成亚洲最大的企业电话中心；8月18日，一站式综合理财网站pa18正式启用，平安大步进入电子商务。

平安证券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增资扩股至10亿元人民币。

1999年。

9月20日，原美国林肯国民集团副总裁斯蒂芬•迈尔正式加盟平安，出任总精算师及董事长高级顾问。

10月中旬，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电话咨询中心——平安callcenter项目将全面提升平安服务、销售和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水平。同时电子商务项目也开始起步。

平安世纪理财在沪试销10月23日，中国大陆第一代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在上海面世，该险种是中国保监会首次“会”的名义批准的新商品。

11月15日，平安被正式确认为江苏田湾核电站首席承保人。江苏田湾核电站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核电项目，平安获得39%的份额。

1998年。

麦肯锡改革方案全面推出，平安在产、寿、证、投、内控、人力资源六大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各项方案都已通过并进入实施阶段，经营管理各方面全面推选kpi指标体系。产、寿险小型机系统、证券公司sybase证券交易系统全面上线，使平安信息技术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平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援。全系统精简机构和人员。1998年6月22日，“总公司组织和岗位设计方案公布会”召开，打响了全系统“消肿减肥”的揭幕战。总公司部门数从12个减为8个，室建制数从51个减肥为26个，人员数量从327名减为238名。各专业公司和分支机构“消肿”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97年。

公司收购深圳足球俱乐部，开创了国内金融企业独家经营足球俱乐部之先河。经过一年的努力，平安足球队于11下旬提前一轮晋升甲a，展现了平安拼搏进取的精神。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初步构架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体系。全面实行稽核、审计双轨制；建立区域稽核中心；推行财务委派制；完善区域总督导制。

1996年。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公司增资扩股，股本从15亿扩至25亿，公司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平安证券公司正式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公司成立，使公司形成以产险为基础，寿险为重点，证券和信托为两翼，海外业务为补充的集团化架构。

1995年。

公司募集定向法人股工作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公司资本金扩大到15亿元。全国推选产险、寿险、证券业务的营销体制改革，其中寿险营销业务成果显著。按《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实行了产险、寿险、证券、投资四大业务的统一管理、分业经营。完成了资产一体化改造工作，实现二级法人向一级法人的平稳过渡。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总公司成立财务工作委员会和电脑工作委员会，加上已有的保险业务审定委员会和投资贷款审查委员会，四大专业委员会已全部形成。

1994年。

整个平安系统实施人寿业务与产物险业务分业经营、管理和核算的举措，推动了平安人寿险乃至整个平安保险的大发展。证券业务实施经营机制改革，大大增强了平安证券业务的竞争实力。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世界两大财团摩根财团和高盛财团参股平安，进一步增强了平安的经济实力，平安的管理水平上升到国际化水准。

1988－1993年。

1988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文(银复〈1998〉113)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同时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这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

1988年4月15日平安保险公司批准成立后，承保了第一笔业务，保户是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保额为3072.1万元人民币，收入保费43998元人民币。

1988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深圳人行(88)深人融管字75号文《关于对平安保险公司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的意见的函》，同意设立分公司，这是平安保险公司在特区外设立的第一家分公司。

1992年9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国办函[1992]93号)批准平安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并同意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办理法定保险和国营企业、三资企业的保险业务以及各种外币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

今天的平安：

平安业务：综合金融业务体系。

为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保险、信托投资、证券、银行）创造更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

其中：

平安信托投资公司。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日，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02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注册登记，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准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之一；2005年10月，平安信托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到42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注册资本最大的信托公司；为客户提供基于下列本外币信托业务的产品：资金信托业务；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投资基金业务；公益信托业务；租赁信托业务；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目前，平安信托代管理资产超过90亿元。

平安证券公司。

1995年10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深圳，注册资本金为18亿元人民币，获得国家创新级券商资格；2005年，在中国股市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平安证券积极开发新产品，改善服务手段，降低经营风险，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正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券商方向迈进；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客户对金融服务全方位需求愈加迫切，客户已不满足于单纯或者品种单一的投资渠道，因此对券商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服务要求；平安证券将充分发挥中国平安的集团品牌优势，进一步打造先进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完善服务手段，以专业的体系、专业的产品、专业的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平安银行。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平安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2月19日正式成立。平安银行将采用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管理、运作模式，引进国际先进的银行电脑操作程序，努力建设成为一家具有独特竞争能力、规范、稳健发展的商业银行。由中国平安与汇丰银行携手合作的平安银行，中国平安持有73%股份，汇丰银行持有27%股份。十年规划将成为中国第五大行。目前平安银行开办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驻华机构、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地代表机构，外国人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它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外币兑换；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中国平安荣获福布斯顶尖非国有企业第一。

近日，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中文版发布针对中国大型非国有企业的2008“中国顶尖企业榜”，中国平安首次入榜即荣列第一，这也是平安继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名之后，在非国有企业领域获得的又一个骄人荣誉。

2008年“中国顶尖企业榜”是福布斯连续第三年针对中国大型非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并向读者推出了兼顾规模与效率的100家大型企业典范。其调研范围包括2007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主营业务在中国大陆的非国有企业。

“中国顶尖企业榜”排名根据候选企业在2005-2007三年间的回报率指标（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增长性指标（销售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和赢利性指标（销售利润率）进行加权计算，并根据企业过去3年的销售规模进行调整。此番入选福布斯“中国顶尖企业榜”是对中国平安三年来稳健经营和快速成长的充分肯定，也是继连续两年上榜《福布斯》上市公司前500强并蝉联该奖项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之后，中国平安获得的又一殊荣。

榜单方面有关负责人在总结今年的调研时指出，许多大型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开始走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道路，而中国平安国际化的综合金融战略正是走在众多企业前端的典范。目前，中国平安正积极推进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战略，并将继续加大海外资产管理业务的拓展力度，力求打造“以保险、银行、投资为三大业务支柱的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

另外，联想控股和日照钢铁也分别位列榜单第二、三位。

这也是中国平安在中国非国有企业排名中获得的多项荣誉之一。今年7月，继两度入选《福布斯》全球500强，并蝉联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之后，中国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七

一、历史性突破中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是从1966年开始的.在攻克了卫星姿态控制技术、卫星再人防热技术和卫星回收技术等一道道难关后,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由长征2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它在轨道上运行了3天,11月29日按预定时间返回了中国大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中国航天pku英文刊名：aerospacechina年，卷(期)：“”(9)分类号：关键词：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八

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技术合同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2月15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1991年6月25日国家科委发布的《技术合同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试行)》是中国技术合同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15日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附则第四百二十八条规定“本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正式废止。

在合同法制订过程中，合同法(草案)在总则中曾经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但在全国人大审议中被删除。删除的主要原因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很难界定，容易造成法官滥用情势变更强行干预当事人的合同关系。但技术合同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却比较常见，首先，合同法第337条规定：“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的标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是对技术开发合同明确规定的情势变更。

对于技术转让合同，虽然合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情势变更，但从合同法和专利法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规定的处理原则分析，也存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或者免除责任的规定。例如，专利法第50条规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给予赔偿;如果原专利权人不向被许可人或者专利权受让人返还专利使用费或者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原专利权人应当向被许可实施专利人或者专利权受让人返还全部或者部分专利使用费或者专利权转让费。

举例。

该条中的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就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情势变更”，至于是否变更合同以及专利权人是否返还收取的使用费，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再如，甲、乙两工厂订立了一个技术秘密转让合同，在合同生效后但尚未履行以前，合同的标的技术秘密已经被第三人向社会公开，使该项技术已经成为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这对合同当事人来说，显然属于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而且这个情势的客观变化是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克服的。

此时，受让方一定会要求解除合同，因为如果履行合同，它就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使用费，这对它显然是不公平的，受诉法院对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显然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合同。如果在履行技术秘密转让合同期间，该技术秘密被第三人公开，转让人按约定收取了提成使用费，受让人实施该技术秘密也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对于这种“情势变更”，法官应当变更合同，免除受让人继续支付使用费的义务。对于转让专利技术包含技术秘密的合同，合同中分别约定了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的使用费数额的，如果发生专利权宣告无效或者技术秘密被第三人公开的情形，则应当按照上述原则和具体案情处理。

基本内容：

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共分为七章，55条(本法已于1999年10月1日失效)。其中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

总则。这一章规定了制定技术合同法的目的;技术合同的概念;技术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订立技术合同的基本原则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转让、申请以及完成技术成果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推广使用、费用、报批手续和技术合同的管理机关等。

第二章。

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具体包括：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的形式;技术合同的生效条件;代订技术合同的条件;技术合同的中介机构和费用;技术合同的主要条款;技术合同的履行;违反技术合同后责任的划分;技术合同的免责条件;无效技术合同的条件和处理;变更和解除技术合同的条件和程序;变更和解除技术合同的赔偿原则等。

第三章。

技术开发合同。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概念和种类;委托开发合同的概念和当事人双方应履行的义务，当事人双方的违约责任;合作开发合同双方的违约责任;技术开发合同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原则;以及如何承担技术开发合同的风险责任等。

第四章。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技术转让合同的概念、种类和原则;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双方的主要义务;涉及专利的技术转让合同的有效条件;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主要义务及违反技术合同的责任等。

第五章。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包括：技术咨询合同的概念;当事人双方应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技术服务合同的概念，双方应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等。第六章，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与诉讼。其中规定了技术合同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及诉讼时效等。

第七章，附则。其中规定了技术合同法实施后订立的技术合同不适用经济合同法;国务院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技术合同法制订实施条例，以及技术合同法于1987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

文档为doc格式。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十九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证券行业从零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证券市场从此结束。新中国从此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重新设立，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

1950年2月，新中国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

1952年7月和10月，政府相继关闭了天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1958年以后，受当时中国国内外政治局势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但到了1955年，中国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

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股票。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1990年12月19日，数百名中外贵宾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庆典。黄浦江畔一声锣响，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上市交易的有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老八股”都是一些集体企业或国有小企业，带有很强的试水性质，试点不成功，也无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改革开放的特区隆重地举行了开业典礼。

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已经作为辉煌的起点，载入了史册。沪深两家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也象征着中国百年证券的历史长河，千折百回，历经险阻，终于汇流成涛天的大潮，即将朝着无垠的大海奔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证券市场的诞生顺应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样板，为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金融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成立。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证券发行规模控制与实质审查制度。从那之后直至2000年之前，股票发行依靠的是行政审批，投行经历的是“额度制”阶段。

市后来会不会夭折；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国证券市场不会达到今天这样一种规模。

1992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1992年上半年，“股票认购证”向市民公开发售，进行1992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电真空b股和深南玻b股先后上市，掀开了新中国利用股票在国际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历史一页。鄂武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拉开了深沪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的序幕。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证券市场的监管已进入规范化阶段。证券市场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震惊全国的“8.10**”，让我们首次意识到了了到底应当如何发展证券市场的问题。

1992年8月11日，上海股市第一次狂泻，三天之内，上证指数暴跌400余点。深沪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也第一次品尝到了股市暴涨暴跌是一种什么滋味。大暑之后有大寒的股市评论文章，则给新闻媒体提出了舆论怎样介入证券市场的崭新课题。中国股市遇到了其诞生以来的第一个挑战。

19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类股价指数首日公布。上证分类指数分为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及综合共五大类。8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股均采用集合竞价。

1993年至1995年，国家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十分明显，股市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这段期间实行的是“额度管理”，即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实质性审查，他们想尽量将有限的股票发行规模分配给更多的企业，结果造成了上市公司规模小，公司质量差的情况。

1993年沪市有5次反弹向上突破千点大关，但随后又相继跌破1000点。大盘的大起与大落，股民的欢乐与痛苦，给股市谱写了一曲希望与低迷并存的主调。尽管宏观大环境不容乐观，但在一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1993年的证券市场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21.7%，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坚决实行全面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受此影响，股市不断下滑。面对低迷的股票市场，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分别于3月和7月份提出了“四大救市政策”和“三大救市政策”，由此引发了股市8、9月份的牛市行情。沪市两度突破了1000点大关，但终因宏观形势并未根本改变，股市在维持了两个月的牛市行情后再次滑落。

同时，管理层在证券市场中提出了以债市为主的方针，国债的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国债期货市场交易异常火爆，出现债市压迫股市的现象。

1995年各路游资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大肆炒作，2月23日，上海国债市场出现异常的剧烈震荡，史称“327**”。这类恶性事件频发，是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影响。

1995年5月10日，八届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两部金融大法分别于1995年7月1日和1996年1月1日起实施。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规定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一律不准会员开新仓，由交易场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

1995年5月18日，受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消息刺激，沪深股市齐放异彩。引发“5.18”行情。

1995年7月1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加入证监会国际组织。

1995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首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重视。上交所于当日发布公告，长虹股票停牌。

9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等政策，则意味着经在5年的探索实践之后，年轻的证券市场已从试验阶段走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三年的治理整顿，宏观政策已由紧转松，货币政策由“双紧”转变为“适度从紧”。

1996年到2000年进入“指标管理”阶段，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拟上市企业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政府手里掌握着有限的发行指标，而拟上市企业又众多，企业不得不花费巨额成本与政府拉关系，以致出现严重的“政府市场”。

由于上市公司规模较小，质量较差，人为捆绑上市等原因，有一部分出现了经营不善的状况，而股市在中国改革中既要向前冲，也要兼顾企业员工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不能简单地说“退市”就“退市”，最终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壳资源”。

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开办中央银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初步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可调控的利率体系，2000年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1996年6月7日，上交所拟选择市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编制“上证30指数”，并在7月1日正式推出。

1996年7月17日，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正式创立揭牌，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由此宣告诞生。

大盘跌停板的现象。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牛市，终于在回调过程中走到了年底。

进入1997年，经过了充分回调的股市又开始得到复苏，深沪股市最终形成了沿着45°角一直向上运行的大牛市行情。由于过度投机的现象又一次抬头，管理层加强了对股市的调控，不仅追加了新股发行上市额度，而且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3‰提高到5‰，同时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股市过度投机的现象终于得到有效制止。

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由于我们采取的措施得当，抵御住了境外危机的影响，股市也因为提前进行了调控，没有出现类似东南亚各国股市大幅暴跌的现象。

两会期间制定出全面松动的金融政策，给股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面支持。沪市指数数次探至千点大关附近，都凭借政策力量最终化险为夷。

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了增加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引导小户合理投资，稳定股市，证券投资基金金泰、开元于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可转换债券历经多时酝酿也正式登台，这是增加证券投资工具，丰富证券品种的重要举措。此后，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给中国股市的融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更多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敞开了大门，为证券市场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12月《证券法》的颁布，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向了依法“治市”不断规范的新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典，为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上半年，按照《证券法》的精神，信托与证券脱钩的工作开始进行，证券公司也出现大重组、大合并的趋势，受此影响股市出现下滑的走势。但从5月19日开始，股指在科技网络股的拉动下不断上扬。6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到6月30日，沪市创下了1756.18点的历史最高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风雨，走过坎坷，但发展壮大是其主旋律。新世纪的证券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和规范仍是证券市场的两大主题。当二十一世纪的帷幕徐徐升起，中国的证券市场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不断走向辉煌。

在经济全面向好和利好政策推动下，2000龙年首日，深沪股市放量大涨，深综指与上证指数分别上涨9.36%、9.05%，成交金额近500亿元。随后几日，又创出日成交900亿元的天量，亿安科技、清华紫光股价突破百元大关。7月19日沪市实现了两千年两千点，11月下旬，沪市创出2125点的历史最高点。

2001年是深幅调整的一年，2001年是稳定发展的一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股市场。2001年3开始正式实行“通道制”。通道制下的股票发行额度不直接受总量控制，而是通过发行通道的限制间接受控，企业上市不确定因素增大；通道数额被分配到主承销商，而不再分配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仍实行实质审核，券商投行开始获得一部分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力，同时也承担起股票发行的风险和确保上市公司质量不出问题的责任。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

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制度正式启动。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大力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市场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这一法律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的颁布，不仅确立了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为证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今后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月保荐制开始实施，5月，深交所中小板正式开板。

2005年5月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运行出现共振，在政策的积极配合下，股票市场走上了一轮空前的大牛市行情，并延续到了2007年。

在这些年里，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世界，我国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巨大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证券市场遭到巨大打击，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创出历史高度6124点跌到1598点，连续的暴跌，股价下挫了80%。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使得中国证券行业难以从低谷中走出。我国证券业进入了空前的调整之中，同时凸显出的是证券市场避险功能的缺失。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对证券业进行了诸多调整。

2009年3月，创业板正式开板。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6月，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

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和融资融券的试点，表明了管理层完善市场功能、提升市场质量的勇气和决心。这些年，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10月，第二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顺势推出，机构报价将更理性化，主承销商配售权的预演也在进行中。

这一阶段，市场的目光更多地为那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经营者所吸引，有。

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专业20篇）篇二十

10092603夏鹏飞671926小品最初原本是戏剧学院的学生进行表演训练的戏剧小段，经过演变和改进逐步成为一门集表演、相声、音乐、舞蹈等诸多艺术交织的艺术形式，多以喜剧为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文艺事业的全面复兴，以及电视行业的飞速发展，小品逐渐成为了各种晚会的常客和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更有甚者这样认为“一台好的综艺晚会的成功与否关键看语言类节目的质量，尤其是小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小品已逐渐经历了由最初的摸索到后来的不断发展，再到今天的成熟的过程。期间更是涌现出一批大家熟悉并喜爱的小品演员，如陈佩斯、朱时茂、赵丽蓉、赵本山、黄宏等。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小品的内容以及表演方式也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下面给介绍一下各个时期小品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时代背景和代表人物。

4年，表演者：王景惠）。

第二阶段：诞生时期。一般认为这个阶段从1984年至1990年，领军人物：陈佩斯，朱时茂。1984年央视春晚由陈佩斯、朱时茂合作的《吃面条》正式宣布了小品的诞生。陈佩斯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在电影方面已崭露头角，而朱时茂更是凭借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得到了许多的电影奖项，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两位在电影界都小有成就的演员开始涉足小品，并且取得了不逊于在电影界的成就。尽管这一时期人才辈出，但是由于其里程碑式的作用，使得二位的领军地位始终无法撼动。

这一时期的小品创作虽比萌芽时期有所进步，但是依然不够成熟，剧本创作还有很多问题。这一时期的小品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戏中戏的形式较为多见，《吃面条》、《拍电影》、《主角与配角》都是如此，这也是剧本结构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借力电影、话剧等其他文艺形式的表现之一。代表作主要有：《吃面条》（1984年）、《拍电影》（1985年）、《羊肉串》（1986年）、《胡椒面》（1989年）、《主角与配角》（1990年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

表演者：郭达、杨蕾、高兰村等）；《芙蓉树下》（1987年。

表演者：刘劲、壮丽)；戏曲小品《狗娃与黑妞》（1988年。

表演者：陈佩斯、小香玉）；《懒汉相亲》（1989年。

表演者：笑林、师胜杰、方青卓、黄宏。）。

第三阶段：发展时期，从1990年至1998年，领军人物：黄宏、赵丽蓉。1990年由黄宏等出演的《超生游击队》引起巨大反响，在同一时期，陈佩斯、朱时茂仍在奉献高水平的作品，赵本山开始在小品届攻城略地，赵丽蓉也已经显示了她的超凡魅力，郭达、蔡明也成为了不可小视的力量……但是，有了《超生游击队》，我们就完全可以不假思索地将这个领军人物的头衔给黄宏。这个小品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其本身独特的幽默性，其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对社会特定阶段的特定人群的自嘲式的黑色幽默的讽刺，使它成为了一个符号，不仅是小品史上的符号，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符号。这也说明，从这一时期开始，小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它的教育意义和宣讲意义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所以，小品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自由时期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瓶颈的限制。其代表作主要有：《超生游击队》（1990年）、《手拉手》（1991年）、《秧歌情》（1992年表演者：黄宏、宋丹丹）；《难兄难弟》（1990年）。

表演者：黄宏、严顺开；《擦皮鞋》（1993年。

表演者：黄宏、魏积安）；《打扑克》（1994年获当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小品类一等奖。

表演者：黄宏、侯耀文）。

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等）；《打工奇遇记》（1996年。

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金珠等）；《功夫令》（1998年。

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等）。

同时期其他优秀作品有：《相亲》（1990年。

表演者：赵本山、黄晓娟）；《大米"红高粱》（1990年。

表演者：郭达、杨蕾、吴刚）；《警察与小偷》（1991年。

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魏积安、蔡明、巩汉林）；《小九老乐》（1991年。

表演者：赵本山、杨蕾）；《我想有个家》（1992年。

表演者：赵本山、黄晓娟）；《妈妈的今天》（1992年）。

表演者：赵丽蓉、李文启、巩汉林；《姐夫与小舅子》（1992年）。

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张三其人》（1993年）。

表演者：严顺开等；《桥》（1993年）。

表演者：潘长江、黄晓娟；《哈罗！黄土坡》（1993年。

表演者：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钟点工》（2000年。

表演者：赵本山、宋丹丹）；《功夫》（2005年。

表演者：赵本山、范伟等）；《同学会》（1999年。

表演者：赵本山、范伟等）。

同时期其它优秀作品：《王爷与邮差》（1998年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回家》（1998年）。

表演者：黄宏、宋丹丹；《老将出马》（1999年）。

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金珠等；《爱父如爱子》（1999年）。

表演者：严顺开、凯丽、王景、李丁花盆》（2002年）。

表演者：黄宏、凯丽；《足疗》（2003年）。

表演者：黄宏、牛莉、沈畅；《都是亲人》（2003年）。

表演者：蔡明、郭达、李文启、刘小梅；《兄弟》（2004年）。

表演者：黄宏、程煜；《装修》（2005年）。

表演者：黄宏、巩汉林、林永健；《打工幼儿园》（2006年）。

表演者：牛群、阎学晶、刘小梅等。

中国小品未来命运将如何。

赵本山——“我有点害怕了，怕砸自己的牌子。1990年，从我第一次上春节晚会开始，14年没有间断过，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冲力，没有压力，现在完了，一想到春节晚会就哆嗦。”“春晚早晚会把小品逼死。”

范伟——“现在表演小品压力特大，怕失去观众，站在台上的感觉越来越不自信，有几十秒大家不乐心里就急。很浮躁，很功利。”

说起小品的生命力，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他说，小品的创作队伍、表演队伍、理论队伍都没有形成，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来写、来演小品，“小品马上要完蛋！”

据黄宏委员介绍，小品是从电视媒体，更确切地说是从“春晚”获得生存空间并“火”起来的，目前它的发展已经进入死胡同。央视组织的春晚优秀小品作品评奖，只有群众在参与，在对小品的评价体系中，专家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使得小品越来越朝着闹、浅、俗的方向发展，抹杀了小品的艺术性，它应该有一个矫正，应设一个由专家意见主导的专项奖。他还认为，小品演出中专业化的演员都是业余在演小品，如宋丹丹、赵本山、黄宏本人都是业余来演小品的，小品只是他们的副业，没有人站在专业的角度来总结它，也没有人从理论上对小品进行指导，小品已陷入严重缺人缺作品的困境。应让专家参与对小品的评价，小品人才培养与院校相结合，形成理论指导，同时，创作题材更要从群众中来，小品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