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作文10篇(汇总)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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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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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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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一步步走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 〕10他强调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 〔1 〕11。中国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和稳定中国。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胜利的旗帜，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同时，中国道路对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特色发展道路，是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适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这一科学概括包含了丰富内容，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中国道路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 〔3 〕。“一个主体领导”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它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富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目标，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度保障。中国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道路体系，呈现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总之，我们党为实现中国梦规划好了路线，设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国道路既涉及道路问题，又涉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保证问题，是理论指导、制度建设、实践过程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特”就特在我们党能够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又能够不断开拓创新上；“特”就特在能够把实践、理论、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就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统筹兼顾，五位一体；“特”就特在把追求国家整体和人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

中国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形式上讲，中国道路凸显了“中国特色”的个性，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它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点不放松，又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盘棋；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立足中国，又坚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别国发展模式的全盘接纳，而是自我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道路的形成

中国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它酝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开创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开放，发展成熟于20世纪末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道路酝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从理论上讲，在中国道路的艰苦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首先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毛泽东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正确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了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经济上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为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制、管理方法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但由于我们急于求成，加上主观认识不足，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理论，使之民族化、时代化、方法化、具体化，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革命和建设都会遭受挫折。第一代领导集体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教训，都为中国道路的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要和平、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国内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中国该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党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和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两大措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认为阶级矛盾是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题，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成为引领我们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先后归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十个”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排除法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因此，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国道路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或可称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道路发展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从容应对，粉碎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注重党建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狠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制定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地坚持和拓展，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扩展了总体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原来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补充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台阶式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我们党还特别论述了中国道路的厚重历史底蕴，明确告诉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改变不了，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5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符合党心民心，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中国道路符合国情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越来越突出；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中国道路的国内价值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彰显了它的国内价值。

首先，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清王朝的“天朝上国”之梦，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努力，无论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都不同程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但是都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斗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多党制等不适合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找到了出路，而且经过艰苦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适合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只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

其次，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只有这个国家的发展实情能够证明一切。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走工农业并举的道路，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等，虽然发展中曾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无论在经济、军事上，还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证明，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人民不仅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

再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道路，即中国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二是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决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选择的。不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条中国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才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也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中国道路为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各種爱国力量、一心一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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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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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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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整理历史史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应用能力和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觉悟方面

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学生讨论归纳为主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近代中国人民救国的奋斗历程，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2、难点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找出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什么会这样？

2、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如何？

（因为学生已学过历史，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总结：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完成救国的历史使命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思考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近代革命志士进行的救国探索有哪些？结果怎样？

2、以上探索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教师归纳总结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趋向胜利。

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试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板书设计 ：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效果检测与矫正：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札记：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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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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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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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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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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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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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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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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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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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探讨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中国软力量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力量失衡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相关性；进而根据中国国情和其他大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战略设想和目标定位。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软力量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在于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构成的软力量的提升。中国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发展的同时，软力量不足却成为突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软力量问题比其他大国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软力量建设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更多地依赖于内生的创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历史自觉性。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软力量发展规律的结合上，来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软力量建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互关系

综合国力由硬力量和软力量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硬力量对综合国力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由经济、军事实力为主体的硬力量的优势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扩展和世界力量结构的急速变革，文化、观念、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为新的大国力量来源之一。换言之，一国的强大已经不能仅仅以硬力量作为判断标准，软力量对于后起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面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意义。

“软力量”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在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美国力量的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然而当代的实力界定不再片面强调军事力量，技术、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首先，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约瑟夫-奈认为，二者之间只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别。硬权力是改变他者所作所为的命令性权力，一般依赖于强制和引诱来获得；而软权力则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等使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目标来获得。约瑟夫·奈还指出，命令性权力有时也用于创建制度，然后成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软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为载体、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例如，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装备技术系统，还必须包含军事战略和军事组织系统，甚至包括凝聚战斗力的文化认同，这些软力量直接决定着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艺术作为典型的软力量，在信息时代越来越依赖高科技传播技术系统，后者作为技术和材料的高端优势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软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标体系。这里讨论的软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会力和文化力。政治、社会、文化的国力构成是有别于有形物质力量的无形观念力量。所谓“政治能力”是指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体现在制度与合法性上。社会能力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程度，即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协调。文化力则主要是指文化的对内认同力和对外投射力。政治力、社会力、文化力的内涵都体现着人、社会与国家的素质。建设软力量的关键是人的素质。具体而言，建设国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以提高国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设国家的社会力，就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协调能力，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建设国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以增强国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软力量的物质支撑，软力量则是硬力量的精神升华。在综合国力提升的过程中，同样遵循着硬力量决定软力量、软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规律。尽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发展秩序上基本相似。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几乎没有资源投放到软力量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特别是物质财富增加作为国家的第一任务。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硬力量特别是经济总量得到空前提升。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增长率降到7％，中国经济总量仍将在2050年赶上美国。

相对于硬力量迅猛发展，中国软力量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束缚着硬力量的进一步提升。从全球竞争力排位看，中国的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力量指标方面，中国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硬力量和软力量极不平衡的综合国力结构表明，发展软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硬力量的溢出效应，软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国内部的社会和谐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问题。

硬力量是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软力量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标志着人的现代化水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恰恰是区分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硬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国家摆脱物质匮乏、人民摆脱贫困，这时硬力量对国家发展的作用逐渐下降，社会和谐、制度完善、文化发展等软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换言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软力量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主要条件。

二、中国力量结构缺陷与“中国威胁论”

序的负面冲击，进而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达到阻滞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国力结构特别是软力量的严重不足。

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现为以经济总量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这是海内外公认的基本事实。经过2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数倍翻番，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从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这种超常规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国缩短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距离。在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还是美国的1/10，而2006年已经是美国的1/6。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与美国的相互依存达到或接近美国与西方盟国的紧密程度，而且在微观层面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海外企业并购和战略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威胁论”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团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击。以至功败垂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宣称，在粮食、肉类、钢铁、石油和煤炭等5种主要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硬力量上升，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威胁论”时起时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势力的蓄意炒作以外，还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力量结构上找到原因。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质不高”；二是软力量的“量小质更弱”。这种力量结构的畸形，使中国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软力量)的滞后又使中国力量的增长难以得到国际舆论更多的正面认同。

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进出口就表现出“量大质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是51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7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贸年均增速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同时又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长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基础比较脆弱。贸易规模大，但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软肋”。依赖大量低端产品出口支撑的出口竞争力近年来出现不升反降的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国的低价商品对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同时产生市场冲击；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赖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而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体系产生冲击。在两大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威胁论”就有了新的生成条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转化为软力量的受攻击。

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则更明显地反映了软力量“量小质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巨额文化贸易逆差，即所谓“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时超过了15倍。200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达4068种。俄罗斯艺术团体一年在中国演出将近100场，而我国艺术团体同年在俄罗斯演出不足10场。这种差距近几年来逐年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文化力失衡的现实，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的态势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文化产业强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却是严重的“文化贸易入超国”，这种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有形商品竞争力的桎梏。新产品创意不足、品牌效应微弱、人文内涵肤浅成为中国商品相当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赖盗版和复制来维持商品市场竞争力，足以证明软力量发展滞后已经殃及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巨大也反映着同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国每年的教育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逐年扩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国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强。这种现象同样成为中国软硬力量严重失衡的指征。换言之，“教育资源大国”同样不等于“教育强国”，“人口大国”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这些不等式恰恰来自于中国国力结构的缺陷。

中国软力量的结构缺陷还在于制度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速度难以同步。特别应认识到，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育并走向完整的体系建设阶段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渐进性，目前还难以得到国际舆论的充分理解和肯定，这是中国软力量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种种压力的重要原因。这种历史阶段性的特征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加以证明。今天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其历史积淀相当深厚，至今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力量。中国的现代民主文化与传统专制文化的此消彼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对改变这种制约力量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也是影响中国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往往寓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这种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仍在局部、基层内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造成中国力量结构不平衡发展、中国国际形象扭曲的内在原因。

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全局的、整体的改革发展阶段的条件正在成熟。其中三个要素不可忽视：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谓“改革攻坚阶段”可以理解为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兼顾的阶段转变。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内在的根本变化，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和谐的社会结构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更加自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三是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述三个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间基本不具备或者不同时具备，而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三者同步发展的趋向逐渐明显。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构成的中国软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须取得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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