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作文字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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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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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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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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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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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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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一步步走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 〕10他强调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 〔1 〕11。中国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和稳定中国。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胜利的旗帜，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同时，中国道路对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特色发展道路，是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适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这一科学概括包含了丰富内容，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中国道路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 〔3 〕。“一个主体领导”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它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富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目标，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度保障。中国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道路体系，呈现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总之，我们党为实现中国梦规划好了路线，设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国道路既涉及道路问题，又涉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保证问题，是理论指导、制度建设、实践过程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特”就特在我们党能够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又能够不断开拓创新上；“特”就特在能够把实践、理论、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就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统筹兼顾，五位一体；“特”就特在把追求国家整体和人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

中国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形式上讲，中国道路凸显了“中国特色”的个性，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它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点不放松，又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盘棋；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立足中国，又坚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别国发展模式的全盘接纳，而是自我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道路的形成

中国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它酝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开创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开放，发展成熟于20世纪末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道路酝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从理论上讲，在中国道路的艰苦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首先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毛泽东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正确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了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经济上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为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制、管理方法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但由于我们急于求成，加上主观认识不足，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理论，使之民族化、时代化、方法化、具体化，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革命和建设都会遭受挫折。第一代领导集体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教训，都为中国道路的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要和平、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国内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中国该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党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和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两大措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认为阶级矛盾是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题，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成为引领我们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先后归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十个”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排除法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因此，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国道路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或可称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道路发展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从容应对，粉碎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注重党建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狠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制定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地坚持和拓展，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扩展了总体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原来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补充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台阶式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我们党还特别论述了中国道路的厚重历史底蕴，明确告诉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改变不了，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5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符合党心民心，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中国道路符合国情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越来越突出；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中国道路的国内价值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彰显了它的国内价值。

首先，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清王朝的“天朝上国”之梦，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努力，无论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都不同程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但是都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斗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多党制等不适合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找到了出路，而且经过艰苦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适合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只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

其次，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只有这个国家的发展实情能够证明一切。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走工农业并举的道路，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等，虽然发展中曾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无论在经济、军事上，还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证明，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人民不仅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

再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道路，即中国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二是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决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选择的。不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条中国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才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也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中国道路为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各種爱国力量、一心一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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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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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电影历史，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也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这一阶段，宋彦博士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选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文化学研究，勾勒出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广大电影学人取法。

关键词：宋彦 新时期 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被人称为“读图时代”或“镜像时代”。既然“影像是现代病的慰疗者”[1]，而且“电影所具有的叙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说更为多样”[2]，随之就有了“电影是第一艺术”[3]的说法。[1]在此情形下，电影研究就成了当下文学艺术界的一大热点。

当前中国的电影研究，以文化学研究最为薄弱。之所以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理解电影，就是对它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语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并且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这就很有必要把我们讨论电影的着眼点拓展到超出胶片所限定的范围”[4]。但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可以巴赞作为反证：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满实践精神的电影批评文集，它只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摄影和电影的本性，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电影哲学。但是巴赞却被称为“电影的亚里士多德”，《电影是什么？》被奉为“电影的圣经”，评论者多以之为圭臬。这就说明了当前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水准。实际上，细数当下中国大陆的电影研究学者，也只有戴锦华、王志敏、陈墨、陈犀禾、周星等寥寥数位学者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并真正可以与世界对话。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识结构更优化、学术视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学者，“于薄弱中发现了丰厚”，他们找到了电影研究的诸多空白点与学术增殖点，成为促动电影文化研究与中国电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东轻工业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主任宋彦博士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成果《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学者电影文化研究的一项代表成果。

宋彦长期担任“影视作品欣赏”教学与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细读案例为她的立论提供支持，这使她的论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没有选择流行的“类型研究”，而是选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20世纪以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与文化学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宋彦没有纠缠于这两个概念的多义与歧解，而是直指“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内涵中具有可对比性的层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内涵、文化特征、镜像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描画出中国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崇高到狂欢、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

很多研究者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看作是断裂、质变的两个时代或者对立的两种文化。其实现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新阶段。宋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发现在大陆电影内部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结与交错，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一方面电影艺术要消解极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为生民立命，树立人的尊严；一方面要采取拿来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将电影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必须让它负担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启蒙，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大众化的语境……在宋彦描绘的图景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电影的发展道路是光荣的，也是艰难的。

宋彦的可贵在于她没有决绝地站在某一立场上捍卫或批判历史现象，而是以生态伦理的眼光看取各种现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评价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启蒙理性”，认同巴赞的观点：电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价值，应有教化大众的职能，就像医学、法律、宗教、教育，因为电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艺术的界域，点燃人的内心激情；电影应当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应成为“‘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但她同样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更对其美学风格保持尊重。因为她要做的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文化批评，更是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风格流变或电影发展流潮的省察与历史描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态度，一种学与思的辩证，这是她超越巴赞的高明之处。

宋彦的著作是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而非观后感式的印象批评。她将镜像背后的隐喻与象征做了仔细的翻刨，令人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升华到文化哲学层面。比如宋彦论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未完成性，就举了几个经典例子：《黄土地》中顾青的来而复去——启蒙者消失了，而被启蒙者梦醒了，却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杆以启蒙者的身份要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小牧童：“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头，不顾而去。[5]这样的例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让人赞叹宋彦作为女学者所特有的敏感与知性，很多复杂而沉重的话题就这样被她以比喻的方式举重若轻地诠释清楚了，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读者读来却知道她并非消解启蒙，而是隐含着惺惺相惜的慨叹。

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也照见了“人的成长”。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与人性”三维坐标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由“宇”“宙”“人”标识出文学艺术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如果说本土性是经线，现代性是纬线，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维。以此三维标准估定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既要看到其对世界文化的“横的移植”，也要看它对本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纵的继承”，更要看其对“现代人学”的开掘深度。当宋彦将电影置入到这个三维坐标之中，她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进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时代的觉醒、迷失与异化：主体意识、欲望叙事、成长叙事、同性恋叙事、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等，都在电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中国第三、四代导演在“文革”后努力“要从历史中赎回人质，从历史的污血中洗净个人，同时也赎回并洗净自己”[6]；那么第五代导演塑造了大写的新启蒙英雄；第六代则重新以新写实手法关注平民、底层、边缘人、生态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镜像映照出了时代的进步，电影也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热爱。就此而言，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历史，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入世”的历史。笔者认为，宋彦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作为省社科项目完美收官的同时，笔者还有几点借题发挥的建议：一、中国学界应努力建构真正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现在国内学界分析中国电影时运用的理论大都来自西方。我们已意识到：中国电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场、模仿西方大片的迹象，这有可能使中国电影成为西方经验的实验场。那么中国学界操持西方话语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这是值得中国电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彦在建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工作中应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台电影”应是“中国电影地图”中不可缺少的板块。宋彦可以向港台电影“开疆拓土”。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许多电影因种种原因被禁，比如宋彦专著中提到的《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东宫西宫》《小武》《赵先生》《鬼子来了》《苏州河》《站台》《十七岁的单车》《盲山》《盲井》《天浴》《北京杂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阳和人》《爸爸》等，现在大都已解冻。笔者以为，历史不可避讳，学术研究应正视、重视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诉人们它们被禁的原因；而这些影片从被禁到解冻的过程，也许更能显示中国的进步！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文科研究生创新意识薄弱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sdyy08070。）

注释：

[4]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李二仕：《〈电影理论新发展〉翻译的背景说明》，见[英]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彦：《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8]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李钧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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