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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游学心得篇一
早已记不清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对刘禹锡这位很少有人注意的诗人产生兴趣的了，只能隐约记得最初读过刘禹锡的诗集后那种回味无穷、不忍释卷的感觉。
现在，我了解了刘禹锡的生平，再看这些诗歌，又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感染，以至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鼓励自己振作起来。
我所知道的刘禹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听我慢慢讲来：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人民生活越来越苦。到唐德宗的时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横征暴敛已经十分严重了。在这个历史关头，首先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的是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改革最先进行的就是废除了臭名卓著的“日进”、“月进”和“宫市”制度，又减免了许多苛捐杂税。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得罪了大批忙着捞油水的官员，为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变法失败后，刘禹锡从中央外放到地方，仍然关注民生、胸怀天下，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民歌体诗歌，另一方面政绩卓著，为民请命。翻开《刘禹锡年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和六年(832)二月，至苏州，时苏州水患成灾，禹锡奏请救济;开成元年(836年)，在同州刺史任上，同州大旱，禹锡体贴民情，免开成元年夏季青苗钱并放免旧欠……后来，苏州人民建了一座“三贤祠”，把他和同在苏州任过地方官并且为百姓做过许多实事的诗人白居易、韦应物供奉在一起，可见百姓对他的爱戴。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受百姓爱戴的人，却是并不受皇帝欢迎的。刘禹锡因为参与变法，得罪了宦官、藩镇、贪官等势力，被贬在外十年。唐宪宗元和十年(8)被召回朝廷之后，他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诗，讽刺唐宪宗用人失当、宠信宦官，结果再次被贬。后来，宪宗被宦官杀害;又后来，刘禹锡再次被调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说“种桃道士(暗指唐宪宗)归何处，前度刘郎(作者自指)今又来”。这可不仅仅是嘴硬。确实挖苦得够狠。古代讲究对皇帝绝对服从，皇帝即使错了也是对的，你无论多委屈也不能口吐怨言，顶多顶多来个“怨而不怒”，像《诗经》或屈原的楚辞，香草美人一番。这小刘倒好，一点面子也不讲，痛痛快快地挖苦上了。也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刻薄不厚道”。不过从今天来看，我倒觉得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什么不厚道的，而且还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民主意识——老百姓受苦，当官儿的享福?不对!都是人，凭什么让当官儿的盘剥百姓?改革!变法!我也是人，皇帝也是人，他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挖苦他!如果只从这一点儿来看，现在很多人还赶不上一千多年前的刘禹锡民主呢!
刘禹锡与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还有他的坚持己见和百折不挠。王叔文变法失败之后的几十年里，刘禹锡一直都没忘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断努力，想要攀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直到逝世之前写回忆录(《子刘子自传》)，还忘不了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即王叔文变法)进行辩护和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他一生被贬在外几十年，受尽了挫折，却始终没有沉沦，到了七旬高龄，还在高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怨不得白居易称之为“诗豪”。
在被贬远州，十分“郁闷”的情况下，刘禹锡也有过“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的凄凉与迷茫，但是很快，这种凄凉就转变成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乐观的斗争精神。这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刘柳二人是挚友，同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是中唐文坛上的耀眼巨星，同是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在变法失败后的表现却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结果柳宗元四十多岁时卒于贬所，而刘禹锡七十多岁时方卒于礼部尚书(分司东都，实为闲职)任上。
在因为桃花诗事件被贬之后，刘禹锡无疑要遇到更多势力的'白眼与生活的艰难。若是一般人，也许就会记住这个教训了——被贬十年后才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进京升官的机会，却又祸从口出，再次被贬，以后不得放老实点儿了吗?可是刘禹锡不是一般人，他一被召回京城，就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继续讽刺挖苦，还在序言中说要“以俟后游”。刘禹锡之“犟”由此可见一斑。
……
我喜欢刘禹锡的诗，更赞赏他的精神，他的积极进取、百折不回等精神已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支持着我永远用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去面对生活，面对充满希望的明天。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中唐诗人。出仕后，其主张革新，被贬。后复用，至礼部尚书。《全唐诗》编其诗十二卷。其诗高亢激昂、意气纵横，语言刚健，笔锋犀利。晚年与白居易酬唱颇多。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彭城刘梦得，诗之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他有写时事之作，如《平齐行》、《城西行》、《平蔡州》等。另外，他感世伤怀、托物寓情之作甚多，如《养鸷词》、《聚蚊谣》、《读张曲江集作》、《有獭吟》、《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等，都反映他虽受打击而气骨桀骜、毫不屈服的精神。他的怀古诗语言平易、意境深远。如《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皆为人们传诵，而尤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学习民歌的成绩卓著，所作《杨柳枝词》、《竹枝词》、《浪淘沙》等，都含思宛转，语调清新，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哲理散文也颇有新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六八。有《刘宾客文集》。
清华游学心得篇二
每个人心里都烙着一个光彩夺目的红十字。它或许潜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或许早已被我们挖掘，时时刻刻闪耀在我们身上。正因为有了它，社会才流动着温暖，世界才洋溢着爱。
妈妈能无偿献血，那我呢？于是，我也不甘落后，我把妈妈当做榜样，学着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清华游学心得篇三
最近一场和巴西奥运会结束了，中国女排获得了奥运冠军，在女排取得奥运冠军的时候我回顾了往昔，细细的回味了女排精神。
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展现了可贵的奥林匹克精神，他们值得我们的尊重，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是从1932年那个弱小的国家一步一步走来的，当时，刘长春只身一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由于战火他并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在奥运会前他在船上漂泊了21天身心疲惫，才赶上比赛，而他只跑到了小组第五，他被外国人嘲笑，被世界说为东亚病夫，虽然刘长春失败了，但是无数的后辈踏着他的路走向了成功，而中国女排就是其中之一，在女排队员们的眼里奥运精神并不是取得多少金牌，还是更多的去突破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女排队员们认为：我们从不以成败来论英雄，你可以倒下，你可以失败，但是这些都必须是在夺冠的路上，这样才是值得别人尊重的失败。30年来，女排失败过，低谷过，可是从没有放弃过，可以说女排精神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缩影。
回味了女排精神，我明白了：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再深的低谷，只要努力地去拼搏就能取得成功！
清华游学心得篇四
创客精神就是坚持不懈、从容面对挫折。大家都知道是谁发明了电灯吧？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爱迪生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他发明的电灯被人们广泛地使用，让黑夜变得不再黑暗。可你知道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吗？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废寝忘食，日夜不息，尤其是在考虑用什么材料做灯泡的灯丝时，他尝试了6000多种材料，也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可在这6000多次实验中，却只有一次成功。他说：“失败并不可怕，因为它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成功。”这就是创客精神。
有些人常常会把创客精神挂在嘴边，却光说不做。真正像爱迪生、阿基米德这样的.人又有多少？我也是，小时候常把当一个伟大发明家的梦想说出口，事实上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很少为这个梦想而努力。记得一次，我想把手电筒拆开探求其中的原理。我拼尽一切方法，却拆不开这个手电筒。于是，我开始懊恼。后来，我找到了希望，小心翼翼地将螺丝拧开。可正当我要打开盖子时，忘了有一个螺丝没拧开，把盖子弄破了。我自暴自弃，愤怒地把手电筒砸向地面。此后，我再也没动手做过实验了，直到我学习了爱迪生和阿基米德的创客精神。
难道我就甘心，就甘心这样半途而废吗？不，我不甘心。既然我知道了创客精神，那么我必将它牢记心中，为儿时的梦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清华游学心得篇五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4月27日《清华周刊》复刊第10期)
拓展：
论不满现状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1947年11月3—5日作
(原载1947年《观察》第3卷第18期)